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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伯乐,千里马只是一坨萨其马

理想国imaginist 王小峰2017-03-13

前天,去电影院看了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天才捕手》,这部电影是根据斯科特·伯格的的传记《天才的编辑》(此书中文版已由贝贝特图书公司出版)改编的。

看完电影后,我有个疑惑,中国观众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吗?虽然有裘德·洛、妮科尔·基德曼等名角压阵,但它是一个文戏,而且是涉及到与大多数国人无关的领域——出版业。今天的观众会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伍尔夫感兴趣吗?不会。会对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感兴趣吗?不会。他们只对银幕上的神头鬼脸感兴趣。我猜,这部电影不会超过50万票房。


但它确实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对我们这类既在媒体工作同时又是作者的人来说,可这样的人加一起一共才有多少?


即使在大多数读书人的眼里,编辑这个社会角色也是被忽略的。人们都记得阿城、王朔写出过很精彩的文字,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是谁把他们的文字变成了书。


《天才捕手》重点讲了珀金斯跟伍尔夫的故事,上来就是珀金斯让伍尔夫删文字,五百页的稿子,让他删掉了一百页。作者一般都觉得自己写出的文字每一划都很有价值,删除对他们来说跟割肉一样,编辑要做的事,就是让他们割肉。


我想起了马未都跟我讲他当年编辑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的故事:“我记得他写《空中小姐》,是他写得最苦的一篇,原稿13万字,发表的时候2万8千字,前前后后他改过九稿,这意味着他抄九遍。他拿手抄啊,就抄了将近100万字。”


马未都经常从堆积如山的投稿信件中发现有才华的作者,不少后来成名的作家的处女作是在被扔进垃圾桶之前被马未都挽救回来的。在上世纪人们还很看重文学的年代,有一堆好编辑,发现了一堆好作家。


我说一件自己经历的事:1985年,我上高中,心血来潮,写了一篇比较荒诞的小说《风车行》(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荒诞,是看了一些外国现代派文学之后觉得小说还可以荒诞地写),投给了四川的一本杂志《文学青年》,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的退稿信,信中他没说什么诸如“作品不太成熟,决定不采用”或“抱歉地通知您,您的作品由于还存在很多问题,尚不能达到发表水平……”的套话,他很认真地写了两页纸,跟我谈写作角度和荒诞及黑色幽默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之后很多年我再没想过去写小说,直到2001年,我失业在家,才想起了写小说。


小说写到五万字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苗炜给我打电话催稿子,电话中问我想不想去贵刊工作,这样我稀里糊涂去了三联。第一次见主编朱伟,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当时是九月中旬),我说十一之后吧,因为我还要完成一部小说(语气显得特别自信)。朱伟很不屑地瞥了我一眼:“写小说多无聊啊。”


那个小说后来再没有写一个字,最终被我删掉了,然后乖乖地去了三联。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写作的道路上很幸运,我没什么写作天赋,但总是能遇到好编辑,他们对我帮助非常大。


当年写乐评,《音像世界》杂志的编辑丁夏每次打电话都会问我想写什么。我那时候什么都想写,但他总会校正我,问我如果这么写会不会好一点,那么写会不会好一点。同时给我寄来很多参考资料,希望能帮上我。这样,我给《音像世界》写了十年。每次文章发表,我都会对照手稿看一遍,哪些他做了修改、删节,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改动,学习就是这样,在一些细微之处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遇到的另一个好编辑是《北京青年报》的戴方,我们都叫他戴少爷。他跟我约稿的方式和丁夏完全不同。报纸编辑更注意事件和时效,比如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能不能关于这件事儿写点东西,戴方会在电话里跟我唠叨一个小时,选题的重点、思路交代清楚。实际上,他这种方式打开了我原有的思路,这对我后来写作非常有帮助。


编辑真正要扮演的角色是发现作者好的一面,修理掉他不好的一面。没有哪个作家一出手就是经典,写作者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碰上个自恋、傲慢的作家,觉得自己完美无瑕,编辑跟他沟通起来会非常费劲。比如托马斯·伍尔夫,即使整个纽约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他的书,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最牛逼的作家,一旦有了出版的机会,那种自负会马上显现出来。而编辑——那个珀金斯,必须冷静地告诉他,你的问题在哪里。“要把你最好的文字呈现给读者。”这是编辑的伟大之处。


一般情况是,作者在写作中只想到了自己,而编辑要想到读者。


写博客那段时间,我始终告诫自己,你在博客上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草稿,因为没有编辑告诉你这些文字有什么问题。后来博客内容出了两本书,整理书稿的时候,这些文字我几乎重新改写了一遍。


常有编辑跟我约稿,我最怕编辑跟我说:“你随便写吧。”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拒绝。现在的编辑都很懒,不喜欢动脑子,觉得能找到一个作者写篇文章填满版面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后来不再看报纸杂志了,只看书。


我非常喜欢看作者的序言或后记,因为作者总会提到写作过程中谁帮助过他,他要感谢这些人。千万别以为这是作者的客套话,有时候真是因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碰撞,才会让一本高质量的书诞生。可惜,这些后记都是外国作者写的,目前我还没见过中国作者在前言或后记里提到编辑如何影响他完成这本书的。这反过来说明,我们的编辑在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中只起到了一个出版流程中打杂的作用。


可惜,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编辑了。


我前几年出了本书,书稿都排好版了,在校对的时候发现,书里面有很多问题,当初写的时候我还在幻想,万一有啥问题,编辑都能看出来,所以有些松懈。可是校样回到我手里,发现上面干干净净,只是改了一些标点符号以及一些病句别字。我有点不放心,只好仔仔细细看,这一看不要紧,我发现四五处常识错误,七八处逻辑错误。之前写的时候希望尽快写完,然后再仔细看,可写完之后自己陷入了一个“正确逻辑”的怪圈中,看不出里面的问题了。尤其是,13万字的书稿,里面出现2300个左右的“就”字,可能是东北人说话的习惯爱带“就”字,自己写的时候没注意,但是别人读的时候会很别扭。我一怒之下删掉了1600个“就”。


后来我问编辑,你发现里面有两千多个“就”吗?她说没有。我说里面还有很多常识错误和逻辑错误,她说也没发现。


还好,我过去做过编辑,可以跳出来像看其他作者书稿一样看自己的书稿,这样可以找出很多问题。可这些工作本该是编辑来完成的。现在的编辑,基本上是扮演校对的角色,不敢对作者说“不”。


去年,我曾经让一个人写一篇稿子,第一稿写完,我告诉她:“我不用到网上搜,都知道这些文字是从哪篇文章里扒下来的,你不能写自己的想法吗?”第二稿给我后,我又急了:“你知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最讨厌看到哪个字吗?”她说不知道。“是‘我’这个字。”你通篇都是“我我我”,不觉得烦人吗?她说,你不是说让我写我的想法吗?


妈妈咪呀,难道你不知道有种叙述方式叫上帝视角吗?


这他妈就是在网上写惯了的结果。


我以前认识一个英国《卫报》记者,他叫华衷(Jonathan Watts),写过一本书《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这哥们儿身高一米九以上,却像个大男孩,幽默风趣,爱开玩笑。有一次,《卫报》编辑从伦敦过来,华衷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他悄悄地说:“我们老板来了。”


在西方,编辑的权力很大,记者是听编辑的话的。这是一种制度,也是传统。同样,出版社的编辑权力也很大,他们可能一生默默无闻,但他们是筛子,把不够格的文字和作者筛掉。一旦这把筛子不存在了,或者筛子眼太大了,文字也会变得一钱不值。


中国生产筛子的工厂大概都倒闭了。


在一个没有编辑,不需要编辑,文字可以自以为是的时代,看《天才捕手》,多少会有些唏嘘,有珀金斯这样的人,真是作者和读者的幸运。再看眼下,因为没有编辑,文字没有了边际,就像电影里海明威评价伍尔夫文字那句台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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