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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他们,你会觉得时间停止了

理想国imaginist 郭玉洁2017-03-29

今天微信,分享的是《正午故事》主笔郭玉洁写唐诺和朱天心的一篇长文,选自她最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集《众声》。早晨在拥挤的地铁上读,先读的是书中另一篇《在花莲听杨牧讲诗》,觉得真是好,紧接着再读这篇,差点坐过站。


人物稿,固然是写人,但见过太多的文章里是没有“人”的,而好的文章则是仿佛人物就在你面前呼吸。就像看完这篇,觉得自己正坐在台北的咖啡馆,看着唐诺和朱天心在旁边聊天。



我相信,我记得

文 | 郭玉洁


1.


岁月无情,首先改变了他们的身体。当等待的人们艰难分开,让出一个谢顶、始终微笑的大胡子唐诺,后面是朱天心,已是中年妇人的微胖身形,齐耳短发、穿着大红有垫肩的上衣,只有圆圆的眼睛,在褪色的时间中仍然照亮满室光华。


时间在他们身上,显出奇怪的错乱。衰老在到来,提醒人们,这不是《击壤歌》时期,那个意气风发、只想要时间永远永远留住的少年,也不是1970年代、青春的台湾,这是五十二岁的作家,在2010年的北京,春天迟迟不来、两岸不再敌对、关系却更为繁复的今天。


唐诺、朱天心结婚照


因为常年简朴的生活,朱天心的衣着庄重而并不入时。2009年香港书展时,作为演讲者的她看到现场摆放的《印刻》杂志,直说,糟了糟了。旁边的朋友问怎么了,她说,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果然,两年前的《印刻》封面上,她正穿着这身黑色西装套裙,凝神与唐诺交谈。


姐姐朱天文,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裙子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像一个女中学生。姐妹两个,是最易变的时装领域,表达对过去年代的忠贞,和简朴生活的本质。


面对她们,你又会觉得,时间停止了。曾经在少作中、在年轻的面容上熠熠生辉的纯真,穿越时空,依然留存。


年轻时的朱家三姐妹


三年前的秋天,我在台北一个咖啡馆,等着朱天心的到来。我问印刻出版社社长、朱家的好友初安民,天文和天心是什么样的人?初安民诡异一笑:你见到就知道了,然后正色说,她们很好,善良、低调、纯粹、坚定,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她们都能保持自己。他看了看门口,她们一定非常准时,不会早也不会晚,她们会早到,在附近晃来晃去,到时间再进来。


天心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两点正。我一眼认出她认真、不防备的表情。她专注地看着我,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完每一个问题,都重重点头“嗯!”,表示自己明白了,然后开始回答,毫不回避,更不世故。


有一年,哈金去台湾访问,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组织了一个茶叙,朱天文也被请去。座中极尽赞美之词,朱天文越听越不对,当主持人点到她,她勉力克制,仍说出,哈金的英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只剩题材,没有风格。她期期艾艾,百般转圜,仍说出这些不中听的话,一边讲,一边觉得自己大煞风景。


茶叙之后,原本已经深居简出的朱天文更闭门谢绝参加活动,自言为“巫”。


拒绝,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性。更何况,演讲、采访、交谈,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枝叶,多数时候,是赘枝。真正重要的,是回到书桌前,背对读者,背对评论,在艰苦孤绝的书写中,把那些未知的句子、形象,从身体里、从自己都已遗忘的经验中呼唤出来。这是写作者的使命。


苏珊·桑塔格说,写作,是因为内心有痛苦,非要表达不可。伟大的文学,是一个不老的梦,也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它逼一个写作者经过长年的寂寞岁月,啃食自身细密的经验,啃食爱、痛苦、绝望,啃食一切,然后以想像,以艰苦的努力,凝成独特的声音。


而这一切,以创造、永存为诱饵,要求着写作者的意志力,拒绝热闹,拒绝虚荣。


在台湾,朱天心不和读者在任何场合见面。她说:“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出来和大家说什么,也帮不了任何的忙,你回去还要面对纸笔。”而每次来北京,她和唐诺都谢绝活动、采访,只是去前门买烧饼、吃羊肉串。


这一次,面对着海峡这边殷殷期待的人们,朱天心满月之脸,红扑扑的,说:“大家好,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唐诺也打个招呼吧——我们是夫妻。”在大家的笑声中,唐诺站起来,礼貌而谦和地说:“不晓得要跟大家讲什么,感觉上还是打扰了。”


唐诺、朱天心夫妇



2.


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往往交叠在一起。屠杀和创作力的爆发,有可能同时发生。压迫与战斗、苦痛与荣光,一一相伴而生。社会与人性相同,常常在犯贱,必要有敌人,有压力,才会克服天性中的懒散。


1970年代的台湾,恐怕当时的人们不会自觉那是一个黄金年代。1971年,台湾及海外掀起“保钓”运动,同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中日建交。1978年,中美建交。这些大陆民众熟知的历史事实,在台湾激起了绝然相反的震荡。“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动摇,一个关于大陆山河的梦想破灭;而在岛内,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仍在持续,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反弹。


与此同时,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上台,在他治下,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在一点点松动,几代人的激情、焦虑、痛苦在寻找出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还没有过多的街头抗争,办刊物、写文章、进行思想讨论,是那个年代进步人士重要的抗争方式。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有论者发言批评白先勇、余光中等现代派作家“逃避现实”,他们认为,作家必须负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应该克服西方的影响,扎根本土。这场辩论看似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美学之别,事实上混杂了台湾社会的种种政治矛盾:“党外人士”与当政者、统一与独立、民族主义与西化、外省与本土,等等。


国民党在台湾禁止了五四、左翼文学传统,文艺是“自由”、“现代”,而远离政治的。“乡土文学”在讨论文学的同时,也启动了政治能量,这种危险迅速被国民党政府发觉。“乡土文学”还未来得及深入讨论,就被镇压了,但是它内在的思想,却在台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台湾,也是文学的台湾。年轻一代,无论将来从政、从法,还是从医,都勤于读文学。小说大量出版,拿起笔来写东西,是很常见的事。身处其中,朱天心自觉不算一个特例,“区别只在于,因为父辈的影响,我们觉得写完文章去投稿,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常常会发表,也会继续写下去。”


也是1977年,朱天心的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这本书记录她的高中生活,写于她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一群小儿女并无知觉,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朱天心回忆说,“是这样‘大观园’的日子,让我毕业离开时仍恋恋不舍,想用笔,记下当时的风日,当时的亲爱友人,当时的每一丝情牵,见证曾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活过的。”


《击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余次,五年内畅销30万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但是在正当浓烈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这本书,包括当时朱家姐妹的其他作品,被批评为“闺阁文学”,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左:《击壤歌》三三书坊初版,1981年;右:《击壤歌》理想国简体中文版,2016年


朱天心原本看乡土文学论战,像是看大人吵架,突然自己被卷入其中。“左翼”文艺理念很容易把现实和文艺的关系简单化,沦为教条,有人认为,这样在城市长大,生活衣食无忧的女孩子,只会写写自己所处的环境,写写爱情,正如她们的祖师奶奶张爱玲,是“姨太太文学”,无法登入文学的庙堂。


“当时只要去写农村、写矿工,写得差差的,就可以获奖,身边好多人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台北,也去写农人……这样你就会有压力。”这是朱天心第一次面对文学的诱惑和压力,该迎合当时的文学时尚,选择宏大而“正确”的题材吗?


今天,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到底什么是经得起考验的选择。强力的意识形态会令文学荒芜。无论理念如何,文学终究有关个人的心灵,如果不能为人类的精神添加独特的声音,那些纸上产物终究不过是浮尘,一抖即逝。


身在时代的现场,这样的选择并不易做出,“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朱天心说。


朱天心



3.


“乡土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最终与反抗国民党统治、争取民主政治的“党外运动”汇流。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隐藏在“乡土文学”内部的本省籍、外省籍矛盾爆发,内部分裂,本土意识兴起,对于中国的认同日渐衰落。


台湾的民主运动浩浩荡荡,腥风血雨,终于建立了民主体制,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矛盾。这一进程形成、也借助了一个历史叙述:台湾,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的四百年悲情,就是“被殖民”的历史——荷兰人、日本人,最近的殖民者,是国民党,是外省人。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想象与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纠结在一起,这一次,本省人、原住民站在了道义的高度。


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1994年,蒋经国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辉宣布进行正副“总统”直选。2000年,陈水扁当选,民进党执政。陈是第一个本省人“总统”,被称为“台湾之子”。


在这一系列多半被正面描述的历史进程中,身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被挤压到了边缘。“外省人滚出台湾”,“外省人欺负本省人”……树敌永远是有效的,省籍矛盾在选举中、政治斗争中,一再被简单操作,甚至超越了政党体系,“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时代),民进党常常都会帮助李登辉对抗国民党内的外省人,把党的界限打破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台湾的民主很假象。”朱天心说。


胡兰成以李白形容朱天心,“李白是天之骄子,他对于世上的事物什么都高兴,又什么都不平”,朱天文说,天心有一个爆炭脾气,见不得世上不公,“本来南鱼座的人,血液里就是流有更多楚民族的赤胆忠心,浓愁耿耿啊。”


她不是没有委屈的,在写台北的小说《古都》一开头,她说:“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生于此,长于此,何以就成了侵略者,成了客人,一两代人的生命经验,到底如何相看?


15岁之前,朱天心随父亲居住在眷村,那是国民党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那一代外省人,尤其是老兵,随着国民党来到台湾,一辈子漂泊,到了七八十岁,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回到大陆,去东南亚,但是在台湾的政治斗争里,却被描述成了国民党的帮凶。这么多年,台湾的发展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支撑他们一辈子的信念——回到大陆——反而被羞辱、嘲笑、糟蹋、践踏。


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1963年摄于眷村


“也有一些外省人,在高位的人,风向是转得很快的,他们会倒过来怪,都是你们在扯我们的后腿,因为我们看起来是旗帜鲜明嘛。我为外省人的不平之气不是为宋楚瑜,不是为马英九,因为他们始终都享有权力和资源。”


如果说本省人的悲情是正统的本土意识,那么这些外省老兵的生命经验,就该在边缘化的过程中被改写和遗忘吗?朱天心有一个朋友,她妈妈是台湾本省人,爸爸是1949年来台的大陆人,妈妈常常会说外省人怎么欺压我们,到后来她忍不住了,说,妈,几十年,都是你在欺负爸爸,我没看到他欺负你啊。“台湾每个人都把个人的生命的小历史全部拱手交给这么庸俗、这么粗糙的一个大历史。”


于是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古都》,她着急,她想要告诉读者,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个体生命经验,不可以化约为政治教条。


2007年,当我到达台湾时,被温和、友善的社会氛围感染。但是深谈之下,又感觉到一种明确的焦虑。由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台湾经济停滞许久,民进党政府的贪腐弊案日渐爆发,民众对于本省人主宰的执政党越来越失望。媒体盛行一句话:“国民党偷吃完还知道擦嘴,民进党吃完连嘴都不擦。”2006年,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行动”,声势浩大,却无疾而终。省籍矛盾仍然是碰不得的话题——朱天心说,如果朋友之间不想伤害感情,最好不要谈这个——但是只要交谈超过半小时,无人不提及。对台湾来说,这还涉及到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和中国大陆该如何相处?


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当选。很难说这是一次外省人的胜利,更恰当的说法是,台湾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简单粗暴的政治方式的厌倦。只是十多年过去,伤痕已经刻下。


如今回想起来,朱天心说:“那些年我觉得自己像希腊神话里的卡珊德拉,喊破喉咙,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喊出来,想尽各种办法让大家去逃命。现在大家都会逃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失掉了写作的动力。”


这时候的朱天心,不是“闺阁派”,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个人与时代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她充分经历、感受着社会的变动,同时,居于边缘,让她必须寻找新的语言、新的眼光。


朱天心



4.


“台湾这些年,像做了一个梦。”唐诺说。


唐诺原名谢材俊。和朱天心结婚时,朱妈妈的朋友问,你这个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朱妈妈说,他是住在树上的人,如果树上有书有围棋,他可以好几年不下来。


谢材俊生在宜兰,本省人。搬到台北时,母亲告诉所有的小孩:我对你们只有一个条件,不许找外省人。他和朱天心高中时认识,也是《击壤歌》中四处游荡的一员。后来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


唐诺年轻时也写小说,他的老师朱西宁(朱天心的父亲)评论说:你这个人讲话的时候这么有意思,怎么写出来这么不好看?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才秉并不在于想象力与叙事。阿城说,他第一次看到天心的文章,觉得自己真脏,看到唐诺的文章,觉得自己知道得真少。唐诺所知极为渊博,出口就是繁复缠绕的知识体系,他喜欢博尔赫斯,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他讲道,博尔赫斯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一位神学者,早于马丁路德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学理论,丹麦也曾有一个国王,武功、雄才伟略,不下于拿破仑,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同样,北欧神话的复杂度、震撼力,比各个民族的神话都要强烈,可是大家都不在乎,所以博尔赫斯说,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像做了一个梦一样,跟人类集体无关。


《击壤歌》中记录的高中好友合影


人类集体的文化自有其势利之处,身处大陆之畔,台湾在国际世界日渐边缘化,文化亦受影响。假使诺贝尔文学奖要颁发给汉语作家,会想到台湾吗?唐诺引用博尔赫斯的文章,是想说,台湾这些年的文化成就无人关注,“像做了一个梦,百无聊赖起来,做什么事,感觉没有人对你有兴趣”,所以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读者的期待对他们有重要的意义,“原来你做什么,对别人还是有意义的,还是有人在乎的,这对我们的书写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他们此次大陆行的缘由。


朱天心、林怀民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是台湾不可复现的“黄金一代”,此后台湾文化后继乏力,如唐诺所说,“百无聊赖起来”。一方面,“去中国化”的过程抽掉了文化的重要根源——使用一种语言, 却拒绝这种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不可不说是一个悖论;另一方面,1980年代之后,台湾迅速资本主义化,文化成为商业,有才情的文学青年进入媒体、广告业,拿一份不错的薪水,很快可以出名,衣食无虞,也享受对社会施加影响的美好感觉。搞一个公司,一个网站,卖掉就是一笔钱。没有人再能守得住寂寞了。一波一波,出产的是文化明星,而不是好作家。


20多年前,朱天心和唐诺的好朋友詹宏志,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那时,朱天心夫妇一个月生活费只要5000块(新台币,下同),但詹宏志夫妇就要15万,保险费、买房子、养车子……他们的物质水准已经很高,所以下一个工作,也只能是做总经理或者社长,这样选择的机会就变得很少。“那时候我们俩就有个默契,绝对不要哪一天过到选择会有这么小,而是要随时保持我要不工作也可以的生活状态,”朱天心说,“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说你写什么都可以,而是说你还要有不写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琐事催逼着,非得写个不停。真的面对大的困难时你敢不写,我觉得那才是自由。”


若说他们极其自律,不如说他们对于生活的嗜好极为简洁。他们尽量简单朴素,以换得心境与创作的自由。唐诺形容这十多年来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错过上班的高峰期,在九点和九点半之间到达咖啡馆,开始写作,写到中午一点多,每天写8000字,删到300,自称“写得很慢,也写得很少。”


唐诺


这种沉稳的个性,让谢材俊在追求天心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朱天心从不避讳自己对于同性的情感,那时她喜欢的是一位个性飞扬、志在天下的女同学。最后,谢材俊和朱天心的结合,却像是给世界的一份文学礼物。一个一流的评论家,和一个一流的小说家,以对文学的至诚热爱,在日形喧嚣轻浅的时代,相互支持,做不堕落的人。


唐诺开玩笑说,好像40岁之前,他只做过两件事,一是写过一首很烂的电视剧歌词,二就是娶了朱天心。“我一直觉得后面这件事,我做得还不错。”他很认真的说。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们自己所读过的书,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这些构成了完整的我们。也许人生一个擦身而过,鬼使神差的结果,当初可能是转到左边,转到右边,那辆车没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很危险,世界差点成不了世界,你差点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谈话,包括跟朱天文,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不会是很身边的柴米油盐。我们本来以为很自然,后来发现好像蛮难得的。我们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东西,或者是共同喜欢的东西,这个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问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待彼此蛮认真的。你好象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须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强。这么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说,作为朱天心的先生,我觉得我扮演得蛮认真的,也还做得不错。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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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文字选自《众声》

郭玉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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