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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陈嘉映·于硕:黑暗降临的时刻,仍然为善打赌

秦晖、于硕、陈嘉映,从左至右)

今天微信,是埃德加·莫兰先生《伦理》一书的新书发布会的发言整理,活动去年八月在荣美术馆举办,没想到新书到现在才正式出版。


埃德加·莫兰是法国著名思想家,这位被誉为“环球思想家”的学者,用自己定义的“复杂思维”直接挑战将理性变得残缺不全的线性简化思维范式。


当时活动邀请了不少中外嘉宾,甚至欧盟公使都有出席。今天分享的是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嘉映(著名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于硕(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主任、超文化人类学教授,《伦理》一书的译者)三位嘉宾的发言精选。


世间的善恶,总会比常人所想的更为复杂。莫兰虽然没有德里达、福柯在中国“流行”,但或许更为“存世”。


正如秦晖所言,当今及未来人类面对的大问题,不是“什么是善”,而是莫兰讲的“为善打赌”。即,你在知善知恶的前提下,还能够相信,善会最终战胜恶吗?



黑暗降临的时刻,仍然为善打赌




于硕


1.

这本书是所有关怀人类命运的人

的一面精神旗帜


《伦理》这本书出来很不容易,2004年出版,我们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2006年就翻译了第一稿,2009年最终翻译完,有好多周折,现在能把它出出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今天出版比2009年出版要重要得多。因为今天我们才真正地明白伦理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成为当务之急,这是一个伦理的命令,我们再不去重建、思考伦理,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急转、倒退到不可收拾的境地。

 

《伦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从思想路径,从一个工具的角度去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与我们平常习惯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它是所谓的复杂思想路径。


莫兰被誉为“复杂性思想之父”。平时我们会有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清晰的、线性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当我们面临两种道德命令,这两种道德命令在我们常识中都正确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阅读这本书会告诉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一种悖论式、冲突式的情景。

 

还有它提供了一大堆的概念工具,我们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概念工具,我们说伦理就是伦理,最多就是说道德和伦理差不多。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差不多七八十种跟伦理有关系的概念,所以从思想上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从现实的情景考虑。从存在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是面临伦理危机的,有双重的恐怖主义在制约着我们。


一个是消灭身体的这种十分野蛮的原始的恐怖主义。我们知道法国连续不断地在发生着这样的恐怖袭击:就在一个月之前的今天,尼斯海滨大道上有80多个人被一辆大卡车碾死;在三个星期之前,在最神圣的象征法国北部的教堂里面,一个神父被所谓的“伊斯兰国”歹徒当着教徒们的面表演似的把这86岁的老人一刀一刀地割死,直到把他的头割下来。这都是非常恐怖的、消灭个体的野蛮。


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野蛮是消灭精神的国家主义的恐怖主义。面对这两种野蛮我们突然发现,想要走出我们的危机,必须从伦理进入,从善的角度进入。因此才是“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这是贝多芬在他的一首交响乐里面提及的一句话。

 

尽管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但是在精神状态上我们处于全球的铁器时代。在精神上,在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上,我们就是小儿科一样。


这个全球世界早就存在了,但是我们不去接受。于是这个书中提出了人类伦理、环球伦理,人类政治、文明政治这样一系列的概念,都使得我们面对一个早就全球化的世界,只是这个世界被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拒绝。


我们会需要超越本身内在的魔鬼去直面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行动。这本书正是行动性的,它是具体的思想行动。


我们说《伦理》这本书是写给地球公民的,是说每一个公民都能从自己细微的生活的角度去实现我们服从伦理的命令,从而实现伦理的召唤。这本书就成了我们所有关怀人类命运的人的一面精神旗帜。


于硕



2.

我们听从一种伦理的召唤和命令

来为善打赌


我和莫兰是莫逆之交。我们都叫他老爹。他今年95岁,这位老人本来应该来参加新书发布会的,医生不让了,说算了吧。


莫兰在全球非常著名,被誉为环球思想家。曾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委员会的欧洲主席,自己写过关于教育的很多著作,比如《教育的七个黑洞》,我们也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复杂思维模式是他重要的建树,主要在于对人类学,对人的社会的、伦理的、科学的知识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思考,所以他叫做递归返回、系统循环,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的,以期弥补各个学科之间相互的隔离和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复杂思维直接挑战将理性变得残缺不全的线性简化范式,这是莫兰自己定义的。


我们以为我们很理性,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这本身就已经使得我们的思考和真实的存在变得残缺不全。所以莫兰试图在元视角,也就是他的视角下,追求一种伦理深邃的,生物的、社会的、个体的三个不可分割的三维来源。

 

莫兰提出伦理政治、文明政治,科学家的伦理责任等很多这样的概念,意在阐释伦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建立伦理与道德、与知识、与科学、与社会、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最终的成果就是,我们在座的大家因为这本书被邀请来,来倾听这样一种伦理的召唤和命令,为善打赌。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1921—  )



***




秦晖


3.

不是“什么是善”的问题

而是“为善打赌”的问题

 

我跟莫兰先生曾经长谈过两次,最长的一次谈过两天。


我们在2006年曾经去莫兰家拜访,那时本来是准备谈一个项目的,谈完了以后他还意犹未尽,又让我第二天去。其实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机票,但觉得有这么一个向他请教的机会,还是去了,拎着行李跑到他家的,一谈完我马上就上飞机。谈了两天,积累下来不少东西,后来于硕也整理了,但是到现在十年了都没有办法发表,这也是一件挺遗憾的事。


莫兰先生其他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反思欧洲》,我是从头到尾看完了的,当时跟他谈的主要也是欧洲。

 

2006年欧洲刚好发生了一件事,就是2005年的“欧宪公投”(《欧盟宪法条约》公投),是法国人起草的,当时在法国就被否决掉了,后来荷兰又否决,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大的挫折。后来退而求其次就有了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在《里斯本条约》的基础上欧洲一体化又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这之后欧盟大规模的扩大。

 

但是最近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个原因应该是移民问题导致欧洲右翼思潮的兴起,另外就是刚刚发生的英国的脱欧。所以现在所谓的欧洲一体化何去何从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法国。

 

而且我发现,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尽管在主流知识界的层面和政治的层面几乎人人都是支持欧洲统一,比如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都是支持欧洲统一,但是社会大众对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存疑。所以,在我2006年跟莫兰先生交谈的时候,实际上谈的就是道德的问题,也就是刚才于硕谈到的莫兰老人讲的一句话,叫做“为善打赌”。

  

什么是善?这是争议无穷多的问题,而且在伦理学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罗尔斯讲的那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Right和Good。Right和Good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莫兰也感觉到欧洲文化中,过去强调Right,尤其是个人的Right,所谓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传统,可是这个传统走到极端化——利己主义,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选择,这个选择当然可以表现在慈善上,因此个人主义发达的国家慈善行为都很普遍,的确也是因为个人的权利本身也给利己提供了很多的选择空间。

 

因此现在很多人,包括莫兰,包括一些其他的学者,都强调权利之外要考虑责任的问题,责任伦理。而且老实说伦理本身就意味着责任,如果说制度更多和权利相应的话,伦理可能更多地和责任相应。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里面可讨论的空间很多。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伦理学的门外汉而言,更多强调的是底线的伦理,而底线的伦理在我看来是比较简单的。现在问题的确不是“什么是善”的问题,而是莫兰讲的“为善打赌”的问题。


很多事情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恶战胜善,或者野蛮战胜文明。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当时我跟他谈的时候,我的确也感觉到那个问题。


秦晖


莫兰先生就他的思想历程而言,一直是一个批判理论的大家。我们知道他1921年出生,前期基本上是左派,还在二战期间加入了法共。他很早就倾向于法共,当然主要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就是为了反法西斯而倾向于法共的,以后他也一直是法共的理论家。但是到了1956年以后,准确地说,是自从匈牙利事件以后,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就垮得很厉害。

 

以后的莫兰不再是一个法共的理论家,也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一直是西方主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解构者和批评者,而且他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不但对意识形态、对伦理规则和其他很多东西,他都有他独到的见解。他的批判对象还有一个是民族国家,他也是欧洲统一的支持者。

 

但是我当时跟他谈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善?至少在我这样一个门外汉看来,虽然什么是至善我不知道,什么是底线的善我还是知道的。但是为善打赌能赌赢吗?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太乐观,十年以后就更不乐观了。我在2006年看到的情况是恐怖主义在蔓延,还没有蔓延到现在的地步,但是已经很麻烦了。

 

莫兰先生也是非常不赞成冷战以后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一种乐观的预期,就是以福山为代表的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这个体制还是有很多弊病的,他还是持批判立场的。

 

我当时提到,尽管历史确实是没有终结,西方面临的问题不见得比以前更少,甚至比以前更多。比现状更好的前途没有看见,比这个更坏的前途一天天向我们逼近。


历史是没有终结,但是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呢?我当时提出的福利国家竞争不过血汗工厂,那时候中国正是处于这种阶段。


在2006年跟他谈话的时候,中国经济每年都是10%以上的增长率,是这五十多年来最高峰的时候。反观西方,尽管没有发生2008年的那一事件,但是普遍不是那么强势。


这个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莫兰先生没有像有些朋友有很乐观的解释,就是说中国经济奇迹是因为它背后有更高的伦理或者是更好的一种制度。按照我的解释其实是很简单,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总而言之,这种东西,背后有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或者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这样的一种背景。

 

与会嘉宾



4.

文明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其次就是欧洲问题。欧洲统一到底前途怎么样?2005年的两次法国和荷兰否决“欧宪”让我感到非常忧虑。


和莫兰先生一样,我们都是非常同情、支持欧洲统一或者欧洲一体化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他那么乐观。


我当时还跟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看,似乎向好的几率不是很大。说什么人类历史上有不断进步的客观规律,我不相信,莫兰先生大概也不相信。从几率而言,本身文明的产生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我刚从南非回来,南非发现的化石品种不下几十种,是人类的摇篮,但是所有的这些人类绝大部分都灭绝了,真正能够15万年以前走出非洲的只是无数人科、人种生物中的很偶然的一支。


这一支经历了千辛万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那就是偶然又偶然了。老实说我真的想,是上帝保佑,否则的话文明在野蛮面前是很弱小的。

 

上帝是不是会一直保佑着文明战胜野蛮,这谁也说不来。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讨论莫兰这本关于善、为善打赌的书的时候,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




陈嘉映


5.

老式的人道主义


莫兰这本书,我抽时间读了一下。当然也就是那么两三天,不可能是精读,确实是挺不一样的。

 

第一,我们在伦理学方面,可能知道的会有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或者像福柯这些人,或者说我们所熟悉的,在中国比较翻译得多、流行得多、谈论得多的更后现代的哲学家。他们基本上不是用这种人道主义眼光来看待伦理学的。莫兰不是那一系的。跟他们相比,莫兰更老派一点,更老式的人道主义。

 

至少有一段时间中国会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西方是反着的,反而是那些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思想家比较关心人道主义。总的说起来,这样的哲学家比较老派,不管你是人道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说莫兰的书可能对中国读者会有一些帮助。虽然莫兰所讲的内容,在熟悉西方思想的学者当中是比较老派的。但是,对于中国学者对于伦理学的想象,他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这种伦理生活的不确定性。按说我们看我们的标准的伦理学的书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伦理原理、伦理倾向或者伦理生活的前途等等这些不是很确定的事情。这种不确定性还牵扯到另外一个不确定性,这方面我读得不够细。我不太知道莫兰在多大程度上谈到这种不确定性——善和恶的不确定性。

 

第三,莫兰的伦理学跟我们最标准的伦理教科书或者伦理学还是有一点不同。他实际上关心的问题和伦理的角度,基本上是从世界大势、政治格局、欧洲前途这种角度来谈的。

 

陈嘉映



6.

知善恶现在真的挺难的


秦先生刚才讲的其中有一条可能是莫兰思想正确的反映。是说,现在的人知善恶不难,难的是怎么为善打赌。但是我对整个这件事还是有一点困惑。如果真的知善恶不难,后面就不会那么难,所以我觉得知善恶现在真的挺难的。

 

比如说讲欧盟,当然谁都不能说赞成欧盟的是善,这个是过了。但是我们肯定会说,至少我们绝大多数人会说,欧洲的是善的,在法国尼斯拿卡车撞人的是恶,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来看还是蛮鲜明的。


问题是,我们每个人从来都是善恶鲜明的,但麻烦的是他们的看法跟你相反。他们觉得现在西方社会是一个恶魔。你觉得他们明显错了,这不解决问题,他们还觉得你明显错了。

 

比如,在“恐怖事件”这个称呼上,基本上我们就已经站出立场了。但是他们不管这个叫恐怖事件,他们叫“圣战”。当然,对于这件事情,在座各位可能观点还是很一致的。那我说另外一个事,“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多起来了。


我们觉得那种做法,弄死那么多人,破坏了那么多文物,把人的尊严都打掉,这不能是善,这很明显是恶。但是那么多人就说它好。麻烦就在这儿。


我不知道秦先生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是莫兰的看法,这个要问一下于硕。但是如果跟莫兰的想法是一致的或不一致的,我最后比较困惑的事还是请教秦先生。




7.

什么时候伦理学家解决过问题?


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就顺便再利用一下。下一个问题:刚才主持人讲到问题是伦理的,但是解决不是伦理的。这个当然对所有的人,不光对莫兰、伦理学家,对所有谈论这个问题的人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谈什么呢?你们就是把问题摆出来,你说解决问题,什么时候伦理学家解决过问题?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不要搞民族主义,我们要全世界connected,没人反对。至少在这种温文尔雅的地方没有人反对。但是回家还是说中国跟日本人打、跟美国人打、跟菲律宾人打。Connected,也许最经典的connected方式就是互相折磨。我们不联结在一起就没办法互相折磨,这也是一种connected。


你说我们要控制科学。究竟是谁控制谁?


我们控制科学技术,我们都觉得科学技术有一点搂不住了,也许科学技术会被搂住,但是我猜测不是被伦理学家搂住的。也许引起巨大的灾难,大家觉得要搂住。也许全世界开始信新的基督教? 因为我们见到过,罗马的工程技术那么好,生活得那么太平,按说应该发展下去了。但是怎么一来人就突然信基督教了,不信罗马文明了?


罗马文明中止了500年、1000年,用这种很悲惨的方式结束了某种科学技术的统治。这样,就恐怕不是像我们伦理学家所设想的。第二个问题也同样既是问于硕博士也是问秦先生。



***




于硕


8.

我认为那些恐怖分子知道自己在作恶


我先说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基本知道是好的、是善的。莫兰是普世主义者,他认为善是基本的,超越文化是可以被理解的。他认为只要是人类,有着日常的生活经验,比如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能生孩子,而不是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结合在一起就要杀人。这是一个基本的善,所以这个信念是清楚的。


第二个,善本身在实行的过程中,只要开始行动就会发生偏移。这个偏移可以由善的动机区分了意愿和行动的结果,由善的动机变成一个恶的结果,相反也是一样。他举了很多例子,浮士德那个魔鬼都在做好事。

 

嘉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善到底以什么尺度为出发。因为我是一个所谓的超文化主义者,从我的角度看莫兰的解释,我相信只要是人,他的善就是可以鉴定和判断的。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伦理、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环境,就会出现这种判断标准的疑惑、冲突和不确定。

 

比如我一直在内蒙古工作,带着我们香港的学生到那儿去做鄂伦春人的口述史,在这里面我们听到了一个最悲情的事情,就是这些猎人从兴安岭被“请”下了山,禁止他们打猎,把他们的枪给没收了。他们说:“没收了我们的枪就没收了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跟他们说:要保护动物。

 

保护动物是伦理的,是善,是整个的生命和谐。但这样一个特殊文化民族的生存方式,这种全部智慧是狩猎智慧的生存方式,是那里的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天然的关系,也是要保护的。

 

站在他们的角度禁猎是恶的,站在我们生态文明的角度禁猎是善的,那我们怎么办?

 

莫兰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挺好的——那我们就有开猎的时候,有禁猎的时候。春天不许打母鹿,这个猎人说:根本不用你管,我们在母鹿怀孕的时候从来不会打它们。我们从来都不会打两头鹿回家,打两头鹿回家社区就骂你,说你贪得无厌。我们自己知道在生命当中,我们有这种伦理的体验,用不着你们来跟我说。我想是这个意思。


至于善和恶面对面,剩下的问题就是谁战胜谁。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些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恐怖分子,其实他知道他做的不是善,他完全知道是作恶,只不过他拿着这样一个善的标志去欺骗老百姓,去蛊惑人心,去进行一个极端主义。我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糊涂的。


法国画家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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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9.

不能宽容“圣战”宣传,这是底线问题


关于伊斯兰这个事,最近英国脱欧以后我写过一些东西。欧洲统一现在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财政问题,就是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造成难以为继的问题;更深层的就是文化冲突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最基本的善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是这只对我而言,对很多人而言不是那么清楚的,包括对欧洲人而言也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欧洲对穆斯林有两种看法,我都是不赞同的,但是这两种看法很明显都越来越强。一种看法当然就是对穆斯林的偏见越来越强,通常很多人都说穆斯林社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犯罪率高等等。

 

这个事情在国家层面其实也有。我曾经提到一个现象:为什么欧盟不能接纳土耳其?当然现在土耳其离欧盟的标准越来越远了,尤其是最近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倾向在逐渐上升。但是土耳其曾经非常非常的世俗化,而且那个世俗化非常之得人心。


土耳其有一些被人称之为伊斯兰的政党,包括现在执政的党,虽然最初它在土耳其被认为很有伊斯兰化的倾向,但是如果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在其他的国家当中来看,它还是一个最世俗化的政党,而且它也是要求入欧的。而且就土耳其的经济状况,所谓“马斯特里赫条约”红线三项标准而言,其实土耳其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家更合格。


为什么就加入不了呢?有好几个欧洲朋友都跟我说,土耳其入欧不那么简单。他们说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的大国,如果土耳其入欧,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成为欧洲人口第二大国,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土耳其人口现在7000多万,德国是8000多万,两个非常相近的。欧洲人对这个还是有忌讳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越拒绝,它就越被伊斯兰化感染了——你既然不要我,我只能越来越那什么了。


与会嘉宾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欧洲文化界的左派——当然欧洲的左派和中国的左派往往是相反的,比如说中国的左派喜欢讲民族主义,他们的左派刚好相反——强调文化多元、文化宽容、善待移民、更加开放,包括全欧主义、普世主义,这都是左派传统的诉求。

 

但是所谓的文化多元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在2009年,这在英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讨论。英国的国教,就是圣公会,圣公会当时的最高首领叫做威廉姆斯,这个威廉姆斯当时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虽然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领袖,但是长期以来,这个职位往往是由左派背景的人控制的,因为他们都批判世俗化。


我们知道,批判世俗化和批判资本主义在欧洲往往是一起的。很多坎特伯雷大主教年轻时代是工党的成员,后来对工党失望了就加入神职,逐渐在里面就任了大主教。威廉姆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当时发表了一个意见,他说:我们英国现在的穆斯林已经很多了,我们英国法律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了,我们有必要部分地采纳沙里亚,就是所谓的伊斯兰法。这个话引起轩然大波。

 

采纳沙里亚是什么意思?采用伊斯兰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尊重伊斯兰信仰就是沙里亚,沙里亚其实就是伊斯兰教的一套非常严格的戒律。比如说你不信教你要受到什么惩罚,你做工作做不到要受到什么惩罚。

 

这些东西如果你是伊斯兰信徒,你愿意接受这个戒律,你信某一个教,你要守戒,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变成一个公共性的法律,这还了得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英国大部分的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能够用修道院的规则作为英国的法律吗?这已经不是宗教宽容、文化宽容这些东西涉及的问题。



我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欧洲把那么世俗主义、那么自由民主,在体制上完全和欧洲非常接近,经济上也非常之不错的土耳其拒绝于门外;但另一方面,土耳其都禁止的一些伊斯兰极端教派却可以在欧洲的土耳其移民中公开活动。

 

比如柏林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左派执政的,在保护移民这个问题上他们做得非常好,到处都张贴着移民四种权利的告示。但我曾在柏林的纽科伦——那是一个土耳其移民聚集区——看到过极端派的清真寺,它的门前赫然贴着当地政府专为保障移民维权发布的鼓励“文化多元”、保护信仰尊严的“护身符”,但它传道的内容却是宣传“圣战”、宣扬神权政治。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教派在土耳其是被禁止的,但是在欧洲却可以存在的。


我觉得我们讲的所谓的文化多元、宗教多元,如果意思是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儒教等等应该彼此宽容和平共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允许神权政治的存在。我们不能允许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治,宗教自由和异端神派这两者并存的,这应该是底线。因为如果你世俗政治和信仰自由都取消了,那就根本谈不上各种宗教的并存了。

 

但是在今天的欧洲,却是这样的。一方面人们对伊斯兰、对穆斯林的确存在着偏见。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又开放到了连神权政治都可以容忍的地步,这个问题就有点问题了。


你越是说我们应该宽容神权政治,宽容对“圣战”的宣传,这些极端的东西在欧洲就越多,这些东西越多就更加刺激了一般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反感。这两种东西恶性循环反复振荡,是导致现在欧洲人跟穆斯林的关系越来越难处的很重要的一点。




【相关图书】


《伦理》

[法]埃德加·莫兰 著

于硕 译

理想国,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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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双重恐怖主义与文明向新的野蛮倒退

面对麻木的科学盲症与无节制的政治犬儒

面对“全球的铁器时代”与“人类精神的史前状态”

 

哲学家邀请我们一起为善打赌:反省自我,管束科学,文明政治,连结人类,寰球共生。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

 

《伦理》一书是法国哲学家莫兰(Edgar Morin)《方法论》系列的第六卷。作者从生命之初世代繁衍提炼出一种复杂循环思维,直接挑战将理性变得残缺不全的线性简化范式,针对当下世界的全面危机,在“元视角”下追寻伦理深邃的生物—人类—社会的三维源泉,对其进行人类学、史学、哲学和科学等多方面的整体检视,阐释了伦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伦理与道德、知识、科学、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作者指出知识碎片化的严重性,同时剖析道德癖和虚无主义,批判“铁器时代”的量化观和发展观,提出多学科整合的“行动生态学”,呼吁在社会——个体——种群的整体思维中寻求伦理再生的源泉,恢复人性意识,创造人性政治,建设人类伦理。这一切的前提是,全球公民应当承认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唤醒共生伦理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以最具体的方式向文明化了的野蛮作战,参与全面革新的世界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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