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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

看理想 梁文道2017-06-19


陈寅恪唐史研究(一)

国史在,则国不亡


本文节选自 看理想 [一千零一夜 ] 第19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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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果然是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就算做再详尽的考证、再真实的历史研究,他都不能够完全摆脱现实的关怀。

——梁文道



“大师”的四大标准


最近二十年我们文化界、传媒界有个大师热,要不就忙着发掘过往的学术、文化大师,但是今天一般人不太清楚的,要不就是赶紧封一些今天还在台面上的人物,把他们说成是大师。


到底我们怎么评断一个人物是不是大师呢,尤其在学术上。


据说有人曾经这么总结过:第一,大师必然多半是搞国学的;第二,大师多半得留个大胡子;第三,大师必须得年高德劭,老得很厉害;第四,大师要会多门语言。


有这四大标准都符合了,那就能够叫做大师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就在二十年前的时候,陆键东先生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之后就有过一股热潮,就是“陈寅恪热”。


一时之间很多人都在讲这位人物,就说他是民国时代以来中国绝无仅有的一位史学大师、一个史学大家。


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当然已经很熟悉陈寅恪先生的名号了,关于这个名字怎么念我再重申一遍,我自己把它念做Chén yín qu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比较赞成把他这个字念成Chén yín kè。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为什么陈寅恪是大师?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是一个大师呢?一举起例子来就有人说:他会的语言多,你比如说连吐火罗文、巴利文、梵文都会,会十七种语言,那还不叫大师吗?


可是各位,会的语言多就必然是大师吗?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不是你会的语言多或不多,很多人都会很多门语言,这没什么了不起。


但问题是你做学问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语言你用不用得上。在你做的这个专门的学问领域里面,你会多几种语言是不是有帮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陈寅恪先生留学在外,在日本、在法国、在德国、在美国、在瑞士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十五年之多。那么在那十五年之间掌握了很多种的语言,并且用这些语言来做学问。


要不然光会语言当作一种嗜好,像集邮一样去收集是没意义的。


他做的学问,用清朝嘉庆之后的讲法,就是西北舆地之学。


清朝从嘉庆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关心一个问题,西北边境很长时间不算太平,尤其清朝在中叶之后,开始衰弱了,英国、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展开“大竞逐”,所以对清朝的西北边疆地带很形成威胁。


当时的中国学者也有一点现实的关怀,就开始关注西北问题。一关注西北问题,你要从它的史地材料下手。


到了清末的时候,这一门学问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再也不是咱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人说了算了。


因为那个年代,像法国的汉学界、东方学界、像伯希和、沙婉等等,我们熟悉的在敦煌拿走我们很多经卷的斯坦因,还有日本很多有名的大牌学者,他们都已经极大地扩充了这个领域,甚至是扩充了对整个中国学问研究的领域。


我们过去中国做历史,来来去去就是针对我们已有的最标准的史籍,你比如说《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加上很多别的中文材料。


二十四史


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发现,要搞懂中国不能够只用中文材料,尤其当你牵涉到我们四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会满文、蒙文、藏文、吐火罗文、突厥语等等。


再加上当时新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研究或者中国史地研究出现了一个材料大爆发的现象。


有这么多的材料,你需要掌握很多种语言工具,才能够搞通它、才能够做各种各样时髦的比较研究。


那个年代,我们中国学术界,可以说真的是比不上国外,做中国史的研究反而最权威的都不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法国人、德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意大利人跟英国人,这怎么办?


所以当年跟陈寅恪先生有“南北二陈”之称的陈垣先生他就说过:“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之后,研究我们中国学问的,我们就不是到东京就是到西京了。”


西京指的是欧洲的巴黎,东京指的是京都,因为京都的汉学做得很牛。


陈寅恪先生呢?他学这些语言,证明了他在参与的是当时整个国际潮流,那个年代,你觉得要研究通中国,你就要掌握这么多门语言。


掌握了这么多门语言之后,要做的就是跟国际学术界最潮流的东西一样,是一个标准的、综合的比较研究。



陈寅恪历史研究的转向


可是很奇特地,从1933年之后他兴趣慢慢转移。尤其是到了抗战前后,差不多日本开始侵华的时候,他整个学术上面有个大转向。


一来是因为他发现在中国做研究,材料有问题,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只能靠图书馆。而今天我们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你也知道,外文材料其实还不是那么多,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让每个学生都借得到。


当年就更加凄惨,我们国家那么穷的时候,清华要靠庚子赔款。那么你需要的很多研究材料、文档都不在中国,都在国外。


那你要怎么样找那些东西回来呢?你要复印什么全部都要钱,但是当时我们就没有钱、没有资源。


所以陈寅恪先生发现,他有这么多的武器在身,但是这时候派不上用场,因为那些材料不在我们手上,所以他就决定可能要转移一下学术研究的范围。


于是他就转向了所谓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朝这段时间。


为什么他要这么转?为什么他特别关心这个课题?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不如从他的这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序论里的其中一段话,开始谈起。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


刚才我们讲的这段话是出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的序论。在这里,他要谈一个问题,就说隋唐它的所有的制度,兵制、政治、经济,种种的制度,是怎么来的呢?



它不是地上莫名其妙长出来的,它一定是有源有本,它有参考过以前别的朝代,继承了别的王朝的一些制度的办法。


为什么陈寅恪要研究隋唐的制度?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现在一天到晚有人说:这个东西是体制问题、那个东西不能说是体制问题,这么吵来吵去。


可见体制跟制度再再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研究过去的中国,你不能够绕开制度。那个时候人是怎么活着,他们的经济、政治之间的权力、势力的关系又是怎么样?你一定要从制度下手。


可是谈制度,陈寅恪先生有个大格局,他谈隋唐制度的来的时,背后还关注着另一个问题,就是种族跟文化的问题。


此话怎讲?很多人都说唐朝的皇帝李家,他们出身有点怪。


比如说李渊,他来自于隋朝,但是在隋之前,他已经是大人物。在隋朝建国之前,他早就是当年北周——魏晋南北朝之中北朝的北周里面的一号人物。


而他家更是一直在北周跟西魏还有北魏,这整个北朝系统里都是有家世的,都是像军阀带着部队一样的将领,这么一个家门。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他这一家人因为一直在北朝,北朝那几个王朝多半都是鲜卑人建立的,所以我们就说唐朝的制度就跟着隋朝,而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当然是那个系统来的,也都是从北朝鲜卑人那儿来。


大家又关心,整套制度是不是从胡人建立的王朝那儿传过来,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汉人建立的中华正统呢?


陈寅恪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开宗明义就先说明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隋唐的制度其实有三个源头,你不能说隋唐这帮人全部都是从北周或者说是西魏那边来,就说只从那条线来。


不,它还同别的两大势力范围都有借鉴。哪两大势力范围呢?


简单地讲是这样子:南北朝到了,隋唐之前那段期间,北朝是分裂了。分裂了一边是北齐,一边是北周。


北齐、北周分别是篡位而来,篡的就是东魏跟西魏的位,而东魏跟西魏原来是一个王朝分裂的结果,那就是北魏。


所以,在隋唐建立之前,中国大概有三大势力范围: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西边这一边,是北周;东边山东、河北这些地方就是北齐;整个长江以南就是梁陈。



陈寅恪认为三个制度、三套王朝的体制其实都对隋唐有影响。


他特别关心的是隋唐的体制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直接从北朝的鲜卑那边过来的。而是有相当深的传统汉文化的影响。


这个汉文化影响,他特别提出了刚才那一段话。他说西晋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五胡乱华,很多中原的人士,包括世家大族、文人、一些家里面有点根底的人,他们要逃亡,怎么逃呢?很多人往南逃,但是也有一批逃到了凉州。



保留中原文化的凉州


凉州是什么地方?它差不多就是今天整个甘肃加宁夏,加一部分的内蒙古、青海跟西藏交界的地方。这个凉州按照我们今天的讲法,已经是中国西北了,很边缘。


照那时候人来讲,那是更加边陲的地方,应该是胡人住的地方。


偏偏这个地方因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很多中原人士迁过去,反而保留了很多中华文化。


尤其是保留在它的首府姑臧这个地方。姑臧就是今天甘肃的武威市。



后来北魏并吞了这个地方之后,整个地方的中原、汉、魏晋以来的文化就顺着吸收到北魏里面了,包括他们所制定的制度。


陈寅恪先生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接着下来,他果然用了好几十页来论证他这个观点。


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这是因为有一个现实关怀:


隋朝、唐朝,都是一些很胡化的汉人建立起来的王朝,有的甚至认为李家是胡人。


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王朝里始终有一些汉文化正统的东西在里头,而那个汉文化正统的东西怎么进来的呢?


其中一个源流,竟然就是在甘肃这样的地方留下了一些西晋灭亡时,一些中原人士带过去(的东西)。


等于为当年的古老的中原文化继承了一点点的香火保留在那里。终于到最后,能够在隋唐时代里面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陈寅恪特别在这本书的序论要强调这一点,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


这两部书是战乱期间,陈寅恪先生南逃,先到过香港,后来最后又到了昆明。在这个罹难的过程当中,手边什么参考材料书都没有,就全凭记忆力——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一条一条史料这么整理出来、写出来的。



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


国家都在抗日了,一个历史学家还在研究唐朝的历史,有意思吗?这时候难道不应该投笔从戎吗?


但是假如你是一个认真的学者,你就知道,这个学问还是要照做的,特别做的是中国学问。


因为中国是把历史看得很重的一个国家,历史之所在,就是国魂之所在。


特别是在当时,你觉得大半个中国都被日寇侵占了,你觉得这是个国家可能快要亡国的时候,怎么样透过历史保住我们国家乃至于文化的命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陈先生屡次说过: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因为国史不亡,我们还能够有恢复天下的可能性。


他在那个情况下继续做这个研究,他特意指出,当年的中国西北,凉州、甘肃、宁夏这一带,莫名其妙在这么边陲的地方保留了一些中原正溯,意思是什么呢?他叫我们注意什么呢?


注意的是今天大半个中国,原来的中原腹地,好像也都在日本人手上,可是我们仍然还有西北。日本人没打过去西安,更别说西北其他地方。


我们仍然保有西南,比如说像是昆明、广西一带,还有四川盆地一带。我们现在在中国的这西北、西南边陲,要努力做的就是大家要为中国续命,这是他的一个现实关怀。




历史的重要转折阶段


哪怕在那么危难、慌张的时代,他一方面带着很深重的现实关怀跟紧张感,忧国忧民;另一方面,又带着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的认真态度,要继续著史,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研究唐史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不够材料做别的事了,被迫要用回中国传统的《史记》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也不只是因为你觉得国家在危难兴亡之际,要想办法,要研究一下过去的中国的文化命脉怎么保存。


更重要的是因为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阶段。


陈寅恪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叫《论韩愈》里面,他就说到,他说唐朝整个王朝我们分中后期,前期等于是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纷争、破坏、冲突、还有交融。


到了后期之后,则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才有了后来的宋朝——赵宋这些朝代。


唐朝所以被他定位为是一个中国中古不可绕过的一个时代,从那之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才能够在宋朝开始出现。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汉文化,其实在宋朝才总结定型的。


而宋朝之前则是唐朝这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阶段有各种各样的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民族、外来的文化冲击碰撞。


这几乎就像是陈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清末民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忽然之间有一些外强入侵,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一直到抗日战争,忽然之间涌入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新文化,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像唐朝一样,终于把它们慢慢的融合为一体,但是仍然保留国魂呢?




本文为节目文稿节选,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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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节目用书 


作者:  陈寅恪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1-4

页数: 358

丛书: 陳寅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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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 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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