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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睿:做时代的反义词,为相信的价值徒劳努力

理想国imaginist 李静睿2017-06-28

阿花李静睿又出新书了——《北方大道》,在理想国。八个中短篇故事,从不同角度叩问当下年轻人都要做出的选择:与世界妥协,还是保持愤怒?


不知道理想国的读者有多少知道她?从博客到微博到微信到图书,一路关注,主页菌反而有些不知道怎么向更多朋友介绍了。抄一段今年1月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颁奖词:


她已在都市生活多年,但依然能写出赤忱的小镇纪事。她有在世界各地旅居的经历和机会,却在文字漫游之余,对坚硬的中国现实保持关注。她在微博、微信上发声,也在长篇的文字创造中保存更完整的自我。她是一位安静的写作者,温柔地经营着语言,勇敢地积蓄能量。


今天微信,分享的是新书《北方大道》的序言和我们对她的一个简单对话。阿花说:这个时代大概有它火热的主题,我却只想待在一旁,做一个冷冷的反义词。



时代的反义词


文 | 李静睿


这本书写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六年,几年间我的生活看来平静,但在隐秘的地方,变化悄然发生,我试图注视这些变化,就像在经久不散的雾霾中试图看清某个怪物的含混轮廓,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这并不意味书中的故事有趋同的主题,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关联,书中既有历史和人心的混杂产物(《北方大道》、《椰树长影》、《永生》),也有完全纯粹的情感故事(《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更有一些无法定义的故事(《盐井风筝》、《柠檬裙子》)。因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从命运到爱情,从世道至内心,当中唯一相通的,大概是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有时是面对权力,有时是面对爱情。


书中的人生活在北京、自贡、纽约和东京,因这是几年间我最熟悉的城市,我虚构人物,却无法虚化背景,而城市本身,似乎也在暗示命运。二〇一五年,我在东京生活了三个月,东京严谨、笃定、森然有序,大家列队走过十字路口,又列队走上地铁扶梯,这个城市也许有隐秘的冲动迷茫,但起码从表面看起来,它臣服于明确的秩序、既定的规则,像一个人到了中年,不再想奋力对抗些什么。那时我非常想念纽约,想念深夜的地铁,混乱的下城,整个城市都在无方向地流动,像混沌初开,一切尚未被命名和定型,像三十岁的我。



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我从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今天的自己,这种转变并不快乐,却已不可撤销,如同混沌初开之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知晓明暗,辨析善恶。吃下禁果意味着被乌托邦驱逐,远离无尽无涯的快乐,意味着与身俱来的罪,却也意味着自由。自由让我不想和生活和解,而决心保持愤怒,决心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而怒斥光明的消逝。愤怒并不是一件姿态优美的事情,好像也不大适合中年,但它确认了自我的存在,这几年中我反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陀引用了席勒的《愿望》:“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我试图寻找内心的声音,并由此反复询问自己: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安全?


当然是“自由”,即使这意味着重负,意味着一种不可知的动荡前程,就像《自由宪章》中所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我想写的正是这样的故事,想要自由,又难逃悲苦。


有件事非常奇怪,我惯于书写软弱的人性,含糊的情感,却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越发清明的勇气,这种勇气让我决心更加严肃地活着,既拥抱文学,也关心当下,为我相信的价值徒劳地努力。这个时代大概有它火热的主题,我却只想待在一旁,做一个冷冷的反义词。


                                       李静睿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作者问答(编=编辑,李=李静睿)


编:你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小说,在那个青年写作者的黄金时代曾与被一代人(80、90后)视为精神角落的几个写作者齐名,但你却没有走那批写作者通常走的路,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动因或契机吗?


李:这个问题好像我回答过很多次。我初中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就发表在《少年文艺》上,那时候也有一点点成绩,得过奖,也有挺多读者,这几年不断有读者告诉我记得我年少时的某篇小说,奇怪的是,我自己反而彻底忘记了。


上了大学,我突然对那种“年少成名”的幻觉厌倦了,对自己当时能写的“青春文学”也完全失去了兴趣,有十年的时间,我沉浸于读书、恋爱、工作,过一种轨道内的生活,到了二十七岁,我突然又厌倦了轨道,所以辞职,写作,慢慢有专栏的机会,慢慢又有了出书的机会,慢慢再次有了一些读者。在写作上,我一直是个很幸运的人,没什么特别奋斗感,也没有委屈,获得的东西甚至比我应得的多。


编:你早期的作品有以小城生活为背景的,也有一些读上去带有个人经历色彩的,但总体而言会更加关注个人如何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相处,但近几年来大家似乎都能看到你写作方向正在慢慢地发生转变(写作的母题是否变得“沉重”了?),能简单谈一谈这种转变吗?


李:我学的是新闻,工作后又一直报道法律领域,先是在广州,有三年的时间每天去法院听庭,报道各种非常具体的案件,后来到了北京,负责报道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中纪委的政策解读,连续很多年都是两会记者,那时候报社的同事没什么人知道我是个文艺青年,大家在一起讨论的,也都是时政话题,刑诉法又要修改了,拆迁条例怎样了,看守所会见是不是全程录音录像了,诸如此类。


但在工作之外,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里尔克,看很多闷得不行的欧洲电影,写缠缠绵绵的博客,像每一个文艺青年一样,有很多心事。我喜欢自己身上能有多个维度,也没有必要把整个自我展示给相同的人看,但写作是榨干型的工作,几乎不会放过你每一点灵魂碎片,这些东西,最终都会体现在文字里,所以我写故乡,写爱情,也写政治。


我没有特意沉重,我也并不轻视那些看起来很“轻”的题材,轻和重在我这里不是一个高下判断,而是一种文字技巧,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说“我的工作方法往往涉及减去重量”。


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用很轻的语言,写沉重的命题,《北方大道》里有好几篇都是这样,起码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也写非常“轻”的情感故事,比如《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我自己挺喜欢这一篇,这是我写过的唯一的纯粹爱情故事,因为卖出了影视版权,还替我挣了一些钱。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内心并没有什么区别,最终体现它们价值的,也是各自的完成度,题材是重要的,但如何完成,永远是更重要的。



编:许多从早期就开始关注你的读者会有一种阿花从“文艺青年”慢慢蜕变成“文艺公知”的错觉(这是一种错觉吗?),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外界赋予你的标签呢?


李:前面其实已经回答了一部分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青年,只是以前职业身份和私人生活界限分明,对公共生活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工作稿件里,但后来我不再是记者,这些关注和情绪,需要一个出口,所以就会在微博上有更多的发言,微博的出现也的确鼓励了很多我这样的人更勇敢地谈论时事,公共空间就是一个广场,当他人说话的时候,无形中也会给你发言的勇气。加上我结了婚,我先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知(虽然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污名化了),他对我也有很多影响,在他的推荐下,我阅读了更多知识性和思想性作品,一个人的认知结构是这样的,知识型和思想性作品塑造骨骼,审美性作品则填充血肉,以前我有血肉,现在则渐渐长出骨骼。


但我当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头衔背后需要严肃的智识支撑,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是一个对公共事务有自己关注和理解的人。


编: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吗?


李:在可见的未来里,我会一直写小说,目前在写一个民国题材的长篇,已经有十二万字了,希望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能完成。我从来不会特意想去挑战什么题材,写作不是要去战斗,重要的是有什么题材触动了我,这件事就像艳遇,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这种不确定感本身就是写作魅力的一部分。


编:写作者当下的生存环境是所有“心怀文学梦”的人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承认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写作一些商业意味浓厚的“快消式”作品,也有许多严肃文学、新闻特稿领域的作者都纷纷开始转向影视创作等在经济回报上相对更加可观的行业,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李:这个问题刚才也回答了一部分。我不觉得写风花雪月有什么不好,我自己就匿名在网上连载过言情小说,都好几万字了,后来成了坑不是因为我轻视它,而是我觉得自己实在写不好,前几天我好奇去那个页面看,还有读者在催更,编辑在找我联系出版呢,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下去。


至于剧本,这几年有很多写作者都涉及了影视业,包括我自己,除了卖影视版权,我在过去半年,刚刚和人合作,完成了一个电影剧本,当然这件事能让我挣到一些钱,但也并非完全是因为钱,我只是试图在谋生和爱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做一些不违背自己价值观和审美的工作。它当然会占用一些写小说的时间,但有时候很奇怪,工作会让你更想工作,过去这半年,我写完这个四万多字的剧本,改了三本书稿,还把长篇推进了好几万字,我知道很多小说作者在写剧本(或者任何一件比较挣钱的事情)之后就无法回到小说了,我希望自己不会这样,但万一真的这样了,我也只能接受,人生就是这样,任何一种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


编:能和读者分享一下你日常工作、写作和生活的状态吗?


李:当一件事被纳入生活常规,就没什么可描述的了。我每天上午处理杂事,吃很早的午餐,然后就开始写作,写作这件事所有的惊心动魄都只能体现在内心,不管发生了什么,反正五点我就起身做晚饭了,晚上读书或者看电影,我没有那种要憋足了劲写个巨著的雄心,我只是想坚持工作。


很多人会读作家传记,纠结每天哪个时段写作、坐在哪里写作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情,但作家的能力基于天赋和内心,写作过程一点不重要,你拿出的作品才是唯一重要的,以极为理想的创作姿态,写出极为糟糕的作品,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小说都是挣稿费还赌债,他有一部长篇因为来不及写甚至是口述的,好像是《赌徒》,那又怎么样?他依然不朽。



编:你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还有信心吗?


李:几年前有个朋友和我做了一个对话,也问了类似的问题,我的回答和当年还是差不多:我对当下的生活没有安全感,马内阿《流氓的归来》说自己曾经在很多年里不停观看塔可夫斯基《伊凡的童年》中的一个场景:金发碧眼的孩子,开怀大笑的母亲,幸福而快乐。突然间,水井的辘轳疯狂转动,湖水的镜面被隆隆的爆炸声击碎:战争。


就是这种感觉,我好像随时在等待爆炸声。和几年前不同的是,等待缓解了恐惧,生活本身又滋生了力量,我不是很怕了。


编:你和花椒的关系怎么样?(注:花椒是李静睿家的猫酱)


李:我满腔热情地爱花椒,花椒满腔热情地爱我先生,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哀伤而甜蜜的关系。能和花椒在一起生活,是我过去几年间遭遇的最好事情,我暂时没有孩子,但我想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情感会比血缘亲人之间更感觉奇妙,因为后者其实是上帝的设置,前者则是你的自由选择,自由永远都是最好的事情。






《北方大道》

李静睿 著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签名本)


八个跨越时间、空间,贯穿亲情、爱情的故事。


讲述你、我、他,如何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迎风疾驰、逆流而上。


《北方大道》写一个人,以为自己早已放弃,却意外发现生命中有些东西,永远不可放弃。


《盐井风筝》写一个人,从同类的映照中,看到自己。


《AI》写一个人,在应该对生活下手的时候,却永远懦弱地选择最好下手的那部分。


《柠檬裙子》写一个人,逃脱了人间的惩罚,却也没有上帝的审判,他只是有难得的好运气。


《沙河涨水》写一个人,既不好也不坏,他只是软弱而已。


《椰树长影》写一个人,以为人人都和他一样没有选择,其实我们永远手握选择。


《永生》写一个人,得到的时候不想得到,失去的时候发现不可失去。


《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写一个人,在最后的最后终于明白,即使所有人组成银河系,我们却依然可以自顾自在宇宙外运行,并不遵守天体力学的一切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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