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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悲喜,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

今天微信,是小说家双雪涛在“一席”的演讲。


看双雪涛,我有点不恰当地想到同为东北作家的贾行家。尽管两者有诸多不同,比如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就语言来说,贾行家节制而准确,双雪涛则极具画面感和冲击力,浪漫而魔幻。)东东枪评贾行家:“为盛世灯火里黑掉了的一小块、萎于尘土的一切招魂”。双雪涛的作品则可以称为“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下一些虚构的记录”。他们故事里的人物,大多是“被历史的大潮拍在岸边的鱼”。


看过双雪涛的小说后,张悦然说:“我觉得他对人怀有特别深的悲悯和感情,并且他能把这种悲悯和感情注入到他所写的任何人物。”理想国新近推出双雪涛短篇小说集《飞行家》,就是用“悲悯”的笔调记录这样一群人的故事。


而在这篇演讲里,你可以找到故事的影子。



我有时候也想,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有时候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要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所以所谓“冬天的骨头”,我就想说,有时候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讲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冬天的骨头


文 | 双雪涛

来源:一席(id:yixiclub)


大家下午好,我叫双雪涛。我是一个沈阳人,是个写小说的。

 

《冬天的骨头》这个题目确实憋了我挺长时间。我自从应下这事以后,其实有点悔恨。打心眼里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躲在作品后边,去源源不断地制造梦和幻觉,而不是应该出来讲演。这个事好像是违背作家的本职工作。

 

但另一方面呢,我有时候也想,一个作家这种自闭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或者恰当的自闭才能赢得恰当的自由吧。就比如说咱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塞林格,塞林格就是出了几本书之后,感觉不行,得躲起来,得去写一本大书,然后就躲起来了。这一躲可能五六十年,他就像一个在闭关研究武林绝学的高手。但是最后六十年过去了也没出关,也不知道他练成了什么。所以这种自闭和自我的封锁可能也有些问题。我从这方面一想,哎哟,鼓励自己还是来讲一下。

 

另一方面我问了一席,他们说可以讲东北话。因为我从小也比较爱讲故事,但这故事吧,如果不拿东北话讲,就不能说是我的故事了。所以我得到这个允许之后,就大概讲一下《冬天的骨头》。

 

这个“冬天的骨头”的原意,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知道的。有一部美国的小说叫《冬天的骨头》,也有一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故事就讲一个女孩的父亲失踪了,她要把她父亲找回来。她找了很久,发现父亲是一个毒贩,然后进一步又发现父亲其实已经死掉了。所以她的工作其实从找父亲回家,变成找父亲的尸骨。因为尸骨一方面是个念想,另一方面可能涉及一些遗产的继承、房产分割等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就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去找父亲的尸骨。

 

这个电影的结尾是她终于感动了一些人,带着她去找父亲的尸体。他们乘着一叶小舟划到了一个河上,是个冬天,那个小舟就像凝在河面上一样。父亲的尸体其实已经被沉在水下,冻得硬梆梆的。她伸手去捞这个尸体,拽不动。也不能把这尸体整个拿走,因为整个拿走之后,对于杀他的这些人可能也是一个麻烦。旁边的女人就说,你把他的手锯下来拿走吧。所以这个电影的结尾是,旁边一个人帮助她,用电锯把她父亲的双手锯下来带走了。


电影《冬天的骨头》海报

 

当时看完电影我很震撼。所以我今天想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可能都跟“冬天的骨头”有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讲完大家可能清楚一点。

 


1.


我先讲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东北其实比现在要冷,非常冷,漫天彻夜的大雪是经常会下的。这种大雪下起来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在路上走是睁不开眼的。彻夜的大雪下完之后,第二天早上一看,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悬停在半空的琥珀一样,晶莹剔透。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沈阳人都知道,有一片巨大的棚户区叫艳粉街,也叫艳粉屯。它处在沈阳市市区和乡村之间,从空中看像蚊香一样,一圈一圈的,有2000多户居民吧。因为房租很便宜,治安很混乱,属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所以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残障人士,还有一些想涌入城市失败又退回来的农民都聚在那一片。

 

艳粉街


那时候我父母是双职工全部下岗,所以只能租最便宜的房子,就从市区搬到艳粉街。艳粉街的地基是下陷的,比地面要低。所以一场夜晚的大雪下完之后,第二天门是推不开的,已经完全被雪堵住了。

 

所以我和我父亲基本都是拎着铁锹从窗户跳出来,把门前的雪挖通,把门推开。这活干完之后,一摘帽子基本上头发全都是热气向上升起,像内力很强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妈的面条已经煮好了。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就住在我家旁边,她姓仇。仇姑娘的父亲经常打她,因为她没有妈妈,就把她绑在一个长条的椅子上殴打她,所以她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在街上一般人是打不过她的。虽然她是一个女孩,同龄的男孩都打不过她。

 

有一天我可能不知是哪根筋对了,可能也是休息得比较好,就打赢了一仗,把她头发薅下来一撮,她大败而归。晚上我回家跟我妈炫耀,我说今天把老仇家那个老大给打了。我妈说哎哟,你还真挺出息的,你能打赢她真不错。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冷啊,就跟我爸说。我爸当时睡得特香,我把他捅醒。我说,爸,不太对呀,有点漏风呀。我爸也感觉不对,确实冷,就开始找。窗户都关得很严,没有风。我爸就下地,出门一看,家里门没有了。

 

这位仇姑娘连夜把我们家的门给卸走了。我们家的门就是一个薄薄的铁皮,但是它也很有用,也能挡点风啊。这门一卸走之后,基本上穿堂风就全过来了。所以第二天我就负荆请罪去道歉了。说昨天不应该打你,不应该薅你头发。她就基本上把前天挨的那些打偿还给我了,给我几个嘴巴子,就把这个门还给我。我就背回来了,再把这门装上。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冰尜。冰尜有点像陀螺,木制的,底下有一个钢珠。下过大雪之后,雪一扫掉其实地下是有一层薄薄的冰的,我们就在冰上玩这个冰尜。冰尜需要另一个配套的工具,是个鞭子,用鞭子抽冰尜。在鞭子前面做一个小小的扣,一抽这个冰尜就迅速地旋转。


冰尜

 

一般每家孩子都有冰尜,而且互相比较做工和工艺。我们的父亲基本都是工人嘛,车工、钳工,可能有的手艺好一点,有的手艺差一点,但是也跟所用木头的质地有关系。我们家的冰尜一般都是比较糊弄,可能是杨树的或者是什么一般的木头就凑合弄了,比较轻。最好的冰尜,我记得应该是用那种垫在铁轨底下枕木做的,质量非常大,密度非常高。一转起来威风凛凛,像要钻到地里一样。

 

仇姑娘就经常会得到这种冰尜。当然不是她爸给她做的,是李师傅给她做的。这个李师傅是我的邻居,我也认识他。我央求他过好几次,他也不给我做。他的手艺特别棒,是个修自行车的。我对的他印象,一般都是冬天叼一根烟,穿一个破棉袄,然后坐在路边去给别人粘车带。


1981年 哈尔滨 / 久保田博二

 

老李是一个独身的男人,在我们那儿算是一个很老实也很沉默,然后看起来又比较温和的中年人。他曾经可能在喝醉酒之后提过,说他女儿一直在国外读书。这在我们那儿其实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事情,因为我们那儿布满了一些不读书的人,感觉他好像是在吹牛。但是他并不是总拿这事炫耀,很少说。

 

有一天,我记得应该是1999年左右吧,我们艳粉街就来了几个陌生人。因为我们邻里都非常熟,大家都认识,甚至邻里的亲戚我们都认识。这几个陌生人进来之后其实很扎眼,我们就能看到。

 

他们直奔老李的修车摊,老李当时正在家里下面条。他们进去之后就问老李,说某某某你认识吗,大概是分散注意力吧。老李可能就在脑子里过了一下,刚要想,就被按在灶台上了铐起来了。问他钱在哪里,李师傅就保持沉默,然后就被带走了。

 

后来开始搜查,我们很多人都围观。他的房子很小,十几平。后来就在房子上面的大梁上找到了。都是方块的,一个个牛皮纸包好的,大量的现钞,大概有个一百多万吧。但在当年,一百万已经很多很多了。这事儿震惊了我们整个艳粉街。

 

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个团伙可能是5个人,从1995年到1999年,跨度大概四年半,杀害了19个人,累计抢劫应该是三四百万。这在我们那边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我们在电视台经常能看到,滚动播出,说今天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进展。很难想到这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因为1995年那个时间,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节点。改革开放的浪潮到我们那之后,整个东北的计划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这里头其实包含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贫富迅速地分化了。

 

这个团伙其实是两兄弟、两兄弟再加一个老李,那两个都是亲哥俩,他是一个单崩儿的。他干什么活,他就是负责弄点尼龙绳,准备点作案工具。然后放个哨,踩个点,开个车,属于这种剧务辅助人员。

 

他们主要的抢劫对象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下岗工人,还有一些恶习,有的酗酒,有的赌博。他们看这些人迅速地富起来,很眼馋,很着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迅速地把你累积的财富抢过来,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抢劫那些批发业者,还有一些富起来以后对自己的财产有点炫耀的那种人。

 

这个团伙基本上都是不留活口,当场打死,而且有一个非常缜密的作案路线。他们先要抢劫一辆出租车,因为出租车的性能是最好的,天天在路上跑肯定没有问题。比如这出租车要去苏家屯,可能需要50块钱,他们说好,我给你100你去不去?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会去。

 

他们去了之后,把这司机从前面的驾驶舱骗下来,把他勒死,放在后备厢,直接开这个车就去抢。而且路线他们已经勘查几个月了,用这个车可能就用一两分钟最关键的时刻,就是逃走的时刻。

 

这个案件被我们沈阳市当时的电视台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五个人最后都是死刑,立即执行了。老李可能是这里头最不服气的,他说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只是为大家准备点材料。但是其实这个案子性质非常恶劣,我们都知道谁也逃不过这个东西,杀人偿命嘛。

 

他的女儿真的是在国外,从日本赶回来为他奔走辩护。可能他女儿出国的钱还有一些是他抢来的。


我当时十五六岁,这个故事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一方面是我们能看到人的肉身,肉身都能看得很清楚。但人的骨头碎了,骨头变形了,出了问题其实很难看到。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世界看起来都很平滑地运转,其实内部有很多暴虐的事情,有很多残酷的事情,其实并不被我们所知晓。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赋予它一个正义,把这事情抹平,好像这事情就跟没有存在过一样。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他的邻居,我知道这个事情真真实实地发生过。

 

这个人当然是有巨大的问题,他是个冷血动物,残害同类,绝对是不能够允许的,而且没有任何大时代的借口。这里头其实涉及的是个人的命运。

 

那时候学校给我们灌输的教育是我们对世界有宏观的认识,有一些哲学经济学的方法告诉你、教给你要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冲击是,可能从一个个体认识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结性的,不是一般性的,不是要从这里面提炼出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悲喜,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是非常值得写的。

 

当时我没有想去写小说,去当个作家。但后来当我去写作的时候,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去写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命运。我并不想折射什么大时代,或者用一个人的命运去折射大时代。我觉得一个人的命运就非常值得一写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也算是我讲的关于冬天的骨头的第一个故事。



2.


第二个故事,可能这个骨头就有那么一点象征意义了。

 

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小霍。我们两个小学是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班级。我们东北的小学其实有的时候很寒碜,大家小时候都很喜欢打乒乓球,但是没有那种专业的乒乓球台。就是水泥台子,中间没有网,拿砖头一摆。当大家为了抢乒乓球台的使用权的时候,这个砖头就不是网子了,就可以拿起来使用了。我跟小霍为了抢乒乓球台还真的是动过手,我记得我脑壳还被他打开了。后来上初中之后,我们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为什么会要好呢,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孤僻的人,但是孤僻的原因不一样。我是从艳粉街考到市里的一个所谓精英的学校,整个属于格格不入的。我非常没有规矩,非常野,非常不懂得什么是纪律。也非常不知道老师的话是应该听的,不听是要吃亏的。

 

而且其他人家里都有电话,有有线电视,我是没有的。我家里一共就收俩台,一个中央1,一个中央2。所以这种谈资,比如别人看一个电视剧,看一个什么特别好的节目,我是看不到的。然后放学了之后互相打电话说咱出去玩吧,我们家没有电话,也找不到我。

 

这种孤立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属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符合父母的期望,但是又对当时那个制度那种教育非常抵触。这种内心的张力让人非常痛苦,尤其在那种比较小的年龄。所以当时就睡不着觉,很年轻的时候就失眠了,基本上睡觉比考试还要紧张。每到晚上,哎哟,又要睡觉了,这种紧张的感觉基本等于上考场。

 

小霍是什么问题呢,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表面是唯唯诺诺,而且有点哈腰驼背的感觉,但其实内心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原则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纷繁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世界;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个颜色问题,是个黑白问题,就是对与错的问题。他的孤僻是因为他要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他一定不妥协。所以我们两个特别能玩到一块去。

 

那时候我们俩最喜欢玩什么呢,踢足球。但是学校不允许踢,只要有老师逮着,马上拿钉子把球给你扎漏,让你拿回去也白扯。“你看漏了吧?行,今天歇菜了。”就这种感觉。适者生存嘛,没有办法,逼得我们只能踢那种小网球。这么大点的小网球,倍儿硬。那会儿经常是20个人抢这么一个球,“咣当”一脚射门踢兜里了,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小霍踢后卫,我踢前锋,我们俩配合非常默契。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少年的时候,需要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块。所以我们俩因为足球这事就迅速地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一到周末,别人都去补课了,我们俩就骑个自行车去郊外看火车。我们俩特别爱看火车,觉得火车往远方去,哎呦,这真牛逼。小时候没坐过火车,就喜欢看那种隆隆而过的庞然大物。那种感觉特棒,有一种心神俱被震慑的感觉。


1981年 哈尔滨 / 久保田博二 


后来阴差阳错我们家就搬家,从艳粉街要搬到市区来。因为上学实在太远了,基本上顶着大雪骑车得骑两个钟头才能到学校,如果没有雪的话也要40分钟。我父亲那时候骑车送我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经常是蹬个自行车,我坐在后边,然后风刮起来了,雪下起来了。我爸就使劲蹬那车,怎么蹬也蹬不动。我爸说今天这自行车怎么就不动弹呢,后来发现我那脚别在车轱辘里了,直接就去医院了。


这条走起来很漫长道路,搬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正好我家就搬到小霍家跟前了,所以我们俩就成了又是邻居又是同学又是朋友。这就不做好朋友都不行了,只能这么办了。

 

我经常去他们家玩。他们家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家庭。他的父亲应该是粮食局的一个文职干部,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羞辱自己的儿子。他母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宠爱他,就是夸你真牛逼,你今天做得真棒。所以他们家其实一共就仨人,三个党派,非常混乱,每天都开会。我一去他们家非常受欢迎,有时候能当一把法官,有时候能当个陪审团,有时候能当个倾听者,地位非常高,所以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玩。


1982年 吉林郊区工厂 / 久保田博二


后来大概在初三上学期左右吧,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使得这个小霍成为了我们学校最著名的人物。

 

当时我们哥俩还有一个不错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小刘吧。小刘跟小霍都是数理化比较偏科,属于数理化基本都能考很高的分数,然后英语26个字母认不全,每次考试拿手指头数这是第几个,基本都是这种情况。但是那次考试,这个小刘同学阴差阳错就考了我们年级组第一名。我们那个年级有1800人,考第一名是很困难的。

 

就在这个考试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我们当地的教育局下了一件批文,说你们这次的第一名,可以保送去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的高中。去了之后这三年可以免你的学费,然后可以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深造。毕业之后可能有个合同,需要在新加坡工作几年。

 

这个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的事情。我们都没听说过,说新加坡还能跟自己产生联系,新加坡基本等于伊甸园的感觉。所以当时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们都特别替小刘高兴,同时有点感伤,要离别嘛。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高兴,看到自己的朋友牛逼了,那种感觉还是蛮好。

 

结果就迟迟不发榜。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有问题呀。后来终于有一天发榜的时候,这个小刘就变成第二名了,第一名是另一个孩子。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用去深究了,肯定里头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势力在较劲,最后变成这么一个结果。

 

我和小刘,我们俩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顺民里的叛徒”。首先其实是一个顺民,然后才是一个有点捣蛋的人。所以我们俩就接受这个事情,就觉得反正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想砸到自己脑袋顶上,风一刮砸别人脑袋顶上了,也就算了吧。

 

但这个小霍就跟小刘说,这事不能这么拉倒。他那种对体制的厌恶,对体制的怀疑和不信任,在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正好触及他神经里最敏感最不驯服的那个点了。当事人都说算了,他说这事我不能接受。所以他有一天晚上跟我说,雪涛,我们两个去把这事反映反映。我说我还想在学校混呢,我还有一年呢,你可别折腾了。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去。

 

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事就出来了。小霍干了一个什么事呢,他连夜在校长室的门口贴了一个大字报。那时候快2000年左右了,他就用了一个“文革”时候的方式。大字报用透明胶条贴了五层,校长和助理拿手抠两个小时没抠下来,愣糊在门上了。这里头基本上都是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文革”的词汇:“我要炮打司令部”“我坚决拥护谁谁谁”“我坚决反对谁谁谁”“我坚决不同意这个事情要这么办”“我坚决不认为应该去新加坡的是某某某而不是某某某”。

 

那个言辞组织之犀利,那种说理之清晰,真是使我刮目相看。我以前以为他的语文不行,通过这个大字报我发现真的是很不错,确实是以前没有逼到这份上。

 

这个事情一出就把我和小刘都叫去了——你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这都是谁干的?小霍说就是我一个人呀,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校长说你把这事怎么干的当着大伙说一遍吧。他说我怎么去买的透明胶,我拿一什么笔,我写了几遍。打了一个草稿,不太满意,然后又誊写了一遍,然后如何如何。

 

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是想把他开除掉的。但是后来一想影响很大,因为开除学生基本上就是毁掉一个人的前程。那时候我和小刘,咱俩基本属于靠边站,就是这事可千万别刮着我。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父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去考学,获得那种世俗的承认。在这个关节上要是落下来,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事就是小霍自己扛下来了。

 

扛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这一年基本上就是水深火热了。本来他坐在前两排,因为个儿不高嘛,这事出了之后马上放到最后一排,永远不能坐到前面来了。家长三天两头往学校找,用一个屁大点事就把你弄来,给你臭骂一顿。

 

在这种气压里头,一个人是不可能自强的。我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压力,那种对你的排斥力,认为你是个异己,认为你是一个搅屎棍。个人是很难在这里头再去翻身的,所以小霍其实坠落得非常快,就像一个悬崖似的坠落。他高中就考了一个很差的高中,很差很差,差到令人发指。

 

我记得那时候中考完了之后,因为他一直认为我有点文学天赋,他就说哎雪涛,你这个语文怎么考这么烂,肯定是判分判错了,我们俩去反映反映吧。我说哥们儿我可不去,我认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事你不能认,你认我也不认,我们得去反映反映。

 

当时还真假模假式弄了一个查分的部门,这部门离市区极远,骑自行车需要三个钟头。那是夏天,烈日高照,我们俩就骑自行车去查这分。我当时心里就在闹心,我心想,我擦,我都认了,你不能放过我吗?我现在都记不得这分到底是不是查到了。好像是人家下班了吧,或者是用一个什么理由搪塞我们,这事就过去了。

 

我只记得我们俩骑到半道,渴得不行,都没有带水,就看到有一个卖西瓜的,一大车西瓜。我们俩就凑了点钱去吃这个西瓜,一人一半。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西瓜特别绿,特别大,特别甜,是我人生中吃过最甜最甜的西瓜。但是那分到底怎么回事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了。


后来我还跟小霍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家住得很近,谁也跑不了。他还穿着初中的校服,也一直没太长个儿,背着初中的书包。他好像不愿意从那个时光里脱离出来,一直是那身打扮。

 

再后来我就去了银行当职员,当一个信贷经理,就是去给别人放贷款那种人,天天也人模狗样穿个西服什么的。小霍还那身行头。我就感觉有时候跟他出去玩有点丢人,有点不太得劲。我跟他说要不你找一工作,你不能这么待着呀。那时候他就天天搁自己家里做点初中时候那种实验,买点坩埚、酒精灯,就做实验。后来就一点点变成一个啃老族。

 

其实当时我是有能力也是有希望去帮他的。但是我忙着要工作,忙着讨领导喜欢,忙着去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就这么一点点地走远了。


1981年 沈阳 / 久保田博二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小霍是我父亲去世。那是2008年12月份,冬天,又是一个冬天。我是个独生子,所以家里摊上这么大一个事,基本上都得是朋友帮衬。我那时候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小霍了,我跟他打电话,我知道他肯定会来。然后他半夜就来了,都凌晨两三点钟了。骑个自行车,还是初中的校服,背着初中的书包,拿着初中时候的热水瓶。

 

那时候家里非常乱,有很多人在里头,指导应该这么弄应该那么弄,这东西挂在这儿这东西摆在这儿……好多好多事情。我就跟小霍说,我给你派一活吧。那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房,很小很窄,有个小床,有一个书桌。我从小在那写作业,一点点长大的。我说你就扎点白花吧。他说行,行行行,雪涛,我给你弄这个。我就把门一关,去忙别的事了。

 

这一忙可能大概就得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吧,我就把小霍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天都亮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小霍还在屋里呢。我一开门,发现他扎了满床的白花,全都是白花,布满了整个床,连角落里都是。当时我那个眼泪哗就下来了。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那么多朋友,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白花的。

 

这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霍了。

 

我记得塞林格小说的主人公走在路上说,不要让我消失,不要让我消失。其实他在想我特别喜欢自己少年时候的样子,我不想长大,我想保持自己的样子。其实是不可能的,人一定会消失掉的。但是小霍就不希望自己消失。他用一种方式去对抗这个世界对他的打磨,但这个世界通过另一种残酷的方式把他抹平掉。

 

说到这儿我经常会想,人生有很多不可逆转的失去。有一种像我父亲这种,生病了,无可救药,没有办法,从知道就已经宣判了。另一种是小霍这种。我一直眼睛盯着前方在走,今天去银行工作,明天想去写作,想如何如何。身边人其实都消失掉了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往前走。这一种我觉得是更可悲的失去吧。

 

后来其实我母亲在路上见过一次他的母亲,这两个母亲也是朋友。那时候都2010年之后了,他母亲说他近况很不好,好像有点抑郁症。当时我非常沉迷于写作,我在心里又犯起初中时的念头,我想人生都是自己过的,我说我能帮你什么呢,你自己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其实现在想来是非常后悔的。

 

我有时候也想,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有时候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要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所以所谓冬天的骨头,我就想说,有时候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讲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谢谢大家。 



【相关阅读】


《飞行家》

双雪涛 著

理想国,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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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家》共收录了双雪涛的九篇短篇小说。


缘起——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下虚构的记录;沉淀——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张力编织进故事的纹理里;扎根——让爱、梦想、尊严和自由在卑微和绝境里重生。


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是没落的北方城市。艳粉街、影子湖、光明堂、红旗广场、春风歌舞厅、红星台球社……这里布满破败的街道、废弃的工厂,流窜着形形色色的人。


故事里的角色大多是被遗忘的边缘群体。久藏、小橘子、疯子廖澄湖、“少年犯”柳丁、姑鸟儿、驯养师阮灵、“疯马”马峰、“飞行家”李明奇……他们是被历史的大潮拍在岸边的鱼。


在《飞行家》里,就是由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些地方,让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绽放出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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