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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城终老,我们真的有选择的自由吗?

理想国imaginist 黄灯2017-09-12

已经10多年前的事了,一篇名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发很多共鸣。文章讲的是城乡差距,大意是:农家子弟需要多奋斗许多年,才有机会和城市家庭出身的同龄人平起平坐。


再过几年,又有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同样流传广泛。而它讲的是,即使多奋斗很多年,不同阶层出生的人其实有很多鸿沟是再怎么后天努力也弥补不了的。


提这个,是因为收到《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作者黄灯下面这篇稿子,读完后突然想到。同样是寒门子弟的故事,当然,这篇讲的更多是时代差异。


越来越有一种声音,80、90年代出生的人,是最惨的一代。而倘若出生在贫寒之家,则更惨,读好一点的大学、在城市买房并立足,对贫寒之家而言,这样的机会愈发减少。黄灯生于70年代,她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得以立足广州的故事,并自问:晚生10年,我会怎样?她觉得答案是明确的。



广州立足记


文 | 黄 灯


2002年,我从武汉南下广州读书,没想到这一次选择,竟让我和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一待就是15年。虽然到现在我都不习惯广州的气候,但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所有的地名中,除了故乡,广州让我感到最为亲切。


现在看来,这座城市之所以如此深刻地嵌入我的生命,除了个人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她也承载了我很多亲人的命运。无论如何,在近二十年来剧烈的城乡变动中,对我的亲人而言,广州同样是他们除了故乡以外最熟悉的地名。


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梳理了很多亲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但对于我自己和她的关联,却较少涉及。现在回忆起十几年来各种偶然或必然的选择,我发现自己也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很多戏剧性的遭遇。




1.

因为读书,我来到广州


我有很多高中同学,因为南下淘金、做生意或者打工留在广州,与他们不同,我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2002年硕士毕业后,我冲着中山大学中文系程文超教授而来,考到中大念博士。尽管现在回忆求学经历风轻云淡,但对那时的我而言,还是经受了不小的波折。


以现在名牌高校深入骨髓的“第一学历至上”的“血统论”来看,我算是一个起点非常不体面的人。


我1992年上的大学,是一所地方专科学校,母校在多年前被另一所学校合并,成为本科。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求学经历和同龄人没有任何差异,都是按部就班地在乡村小学(先后就读于湖南省汨罗市长乐镇隘口村小学、汨罗市三江镇中心小学)、中学(汨罗市三江镇中学)念书。中考时,因为两个姐姐读的是师范学校,十八九岁就能参加工作,家庭经济压力不大,于是我选择了念高中,来到了湖南汨罗一中。



和现在耳熟能详、杀气腾腾的高考故事比较起来,不得不说,我的高中除了物质上稍微贫瘠一点(只有基本生活费,没有太多零花钱,穿衣服比较简陋,主要是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学习上没有承受太大的压力。


第一,学校几乎不补课,不打疲劳战,强调学习效率。除了进入高三那年的暑假,因为文理分科提前一个星期开学外,我没有任何周末补课的记忆,也没有任何熬夜的印象,以致这种良好的作息时间,成为我此后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也养成了我高效做事的作风。


第二,学校不搞题海战术,不搞重点班,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当年的罗林祥校长强调,学生必须先睡好,才有精力学习。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中,老师不可能搞题海战术,因此很重视通过做题让学生掌握解题的方法、理解解题的思路,做题成为学习的重要途径;而不像今天,做题直接沦为刷题,老师们竟相透支学生体力以提高考试成绩。


更让人感慨的是,在当时的八个平行班中,学校没有设置任何重点班,所有老师均衡搭配,但这并没有影响整体的高考成绩,当年湖南省文理两科的状元,就出自这些普通的班级。


高考后,我以四分之差,失去了上本科的机会,原本想复读一年,但父母认为专科和本科差别不大,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女孩子能考上大专也不错,这样我就来到了一所专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直到此时,我的人生经历和同龄人都差不多。


我毕业后分配的工厂,是亚洲最大的苎麻纺织印染厂,从1995年7月到1997年4月,我主要在工厂厂部机关,做文秘和组织干事工作。1997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工厂机关精简人员,我从管理岗位被下到一线车间,当了短纺车间的一名纺织女工;1998年,工厂深受香港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接单大幅下降,24岁那年,我连纺织女工的工作都没有保住,直接沦为了一名下岗女工。


现实很残酷,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其一,留在工厂,只能是在工厂的改制中,作为一个累赘被抛弃,这条路显然走不通;其二,自谋出路。在这种境况下,我决定考研。


1998年6月,我完成了自学考试最后一门功课,拿到了本科文凭;7月份,我开始准备复习,迎接1999年1月份的研究生考试。


身处工厂,信息非常闭塞,工厂里找不到任何学习资源,我打听到了报考学校的招生信息后,托在北大念书的初中同学帮我买了一些资料。我一边在一位李姓朋友的广告公司帮十几个员工做饭,以维持下岗期间的生计,一边开始了考研冲刺。幸运的是,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我竟然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现在看来,这是改变我命运最为重要的事件,放在今天,其难度不知道要增加多少。2002年我硕士毕业,当年的就业环境非常好,找到备用的工作后,我因为喜欢程文超老师的学术风格,一心想考中山大学的博士,这样就来到了广州。




2.

因为买房,我留在广州


按理说,对于一个因为下岗被迫考研的人而言,获得高学历应该是对其命运影响最大的事情,多年来,我也一直庆幸和坚持这一点。但现在,从生存角度而言,我并不认为读书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认为买房的经历对我的生存质量影响要大得多。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长期住集体宿舍的经历。从1989年上高中开始,我一直住集体宿舍(高中16人一间,大学分别24人一间、12人一间,上班3人一间,硕士3—4人一间,博士2人一间),哪怕大学毕业后上班期间,我依然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


多年来,拥有一个独立空间成为我最大的梦想,无论新旧、无论环境、无论所处位置,能够独自拥有一间房子,能够不受干扰的念书、写作,能够自由地保持个人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不受别人影响,成为我多年来最为强烈的愿望。加上年龄已大,养育孩子的压力摆在眼前,我2005年博士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决定买房。更何况我博士毕业后进的单位不提供住房,加上求学多年积累了不少图书,以致成为我搬家最大的累赘。


现在想来,当初心起买房的念头时,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个人的经济状况,更没有意识到这种仅仅为了改善生存条件的莽撞举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中,竟然会和很多别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我到现在还记得2005年下半年,在拿了几个月工资,将念书期间父母为我借的2万元债务还清以后,我的手头仅余下了5千块钱。因为舍不得中大的图书馆,我和丈夫将买房的地段定在中大附近,以图书馆为中心,在方圆半径一公里的地方找房子。连续看了多套住房以后,最终在2006年5月,丈夫临近毕业时,我们买下了中大北门附近一套二手房。房子很普通,楼梯楼,三个房间,与中大校园仅一墙之隔,完全满足我们离中大图书馆近的要求。



尽管在今天看来,我们买的房子极为简陋,早已在房价飙升的通途中,落后于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但我对此依然心怀感激,也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将此卖掉,背负更多的债务去换取更好的住房。毕竟在手头只有5千元的情况下,这套房子的价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承受能力,如果当时没有出手,凭此后的收入和经济状况,我们很有可能连这样简陋的房子都买不起。


我记得这套房子的价格是55万,我们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21万(其中我爸爸的一个学生支援了5万,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支援了5万,另外的11万借了8个亲友),贷款了33万,迷迷糊糊中,竟然将房子买了下来,找到了一个安居之所。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次买房举动,竟然会在后来的生活中,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时代不可思议的变化。在随后房价的飙升中,我和丈夫目瞪口呆。随着孩子的出生和日常支出的增加,面对依旧捉襟见肘的收入,我们经常问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没有买房,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要说今天常见的总价500万、600万一套的住房,就算总价200—300万(60—80平米),要我们拿出首付40—60万,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


我在博士毕业十二年后,每个月拿到手的基本工资是5千多,奖金也是5千多,丈夫也差不多。以这样的收入,假设凑齐60万首付,去买一套价格300万的住房,贷款240万,这意味着我们的所有家庭收入都要拿来交按揭,日子到底要怎么过?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事实。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和我同时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各种原因稍稍迟疑了两年,就再也无法赶上买房班车的无奈。对从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而言,父母能够勉力支持其念完大学,甚至念完博士,就已经掏空了整个家底,至于给孩子在城里买房提供首付,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但今天,放眼望去,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房价早已高耸入云的城市,在广州、杭州、厦门这种房价也已很高的城市,对任何一个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而言,要在城里买房成家立业,仅凭工资,压力不言而喻。而我,之所以逃过了房价这一劫难,不过是因为早生了十年,顺势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居之所而已。


广州,就因为我2006年的那一次懵懂坚持,得以留了下来。




3.

晚生十年,我会怎样?


目睹近十年极度戏剧化的现实,我总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晚生十年,我会怎样?我的答案毫不犹豫:如果晚生十年,我的人生会艰难很多,我是幸运的70后中的一员。


我还要说出心里话: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滋生过任何羡慕之情,我内心一直存有一种逃离的恐惧。这种反常的心理,让我不得不追问一个事实:这十几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像我这样起点、出身农村的读书人而言,又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往前走的空间?


我不得不承认,首先,因为学历层次太低,晚生十年,我通过考研进入名校的机会微乎其微。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我吃惊地发现,对很多优秀的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而言,很多名校仅仅因为其第一学历非985和211,便在考研面试这一关中,找各种理由将其刷掉;很多学校为了维护本校学生的利益,保送的名额非常多,留给外校的名额极其有限,就是在这有限的名额中,还对第一学历做出要求。


我每年都要遇到好几个这样的学生,目睹他们的绝望和伤心,我内心五味杂陈,不知是该为自己当年相对公平的升学环境而庆幸,还是为这些孩子高考失利后要进一步深造的艰难而悲哀。我只知道,放在今天,作为一名第一学历仅仅是专科、考前身份是下岗女工的考生,要通过考研,挤进像武大这样的学校,几乎难以想象。



2011年年底,因为帮一家杂志约稿,我曾去拜访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也是想藉此表达对老校长的敬意。80年代,尚有刘校长这样的教育家,为了给高考失利的孩子一个再选择的机会,推行插班生制度;而今天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一些占有更多国家资源的名牌高校,在考研录取过程中,以自主招生的名义,理直气壮地排挤那些第一学历非985、211高校的孩子。短短二十几年间发生的变化,不得不让我感慨万千。


其次,我还得承认,晚生十年,我再也不可能在广州拥有住房。相比2006年的房价,即使是全国一线城市中房市最温和的广州,房价也早已上涨6—10倍。面对动辄以百万为基本计价单位的房价,微薄的薪水不但承受不起数额不菲的首付,更承受不起完全超出能力范围的月供。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其注解是我承受不起房价的朋友们,越来越多选择逃离。


如果说,考研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让我从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变成了一名研究生,并最后来到广州念博士,顺利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那么,买房则让我得以在广州安家,让我找到了一个居留之处。这两件直接改变了我命运的事情,在仅仅十几年后的今天,都不可能实现。


作为一个仅仅因为父母将我早生十年的幸运者,我内心充满担忧,这种逃离的幸运无法让我心安理得,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的80后、90后弟妹或者侄子、外甥辈,不过演绎了我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


说到底,对出生在农村的70后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幸运无非表现在求学和买房这两个节点上,我对此深有感触,这是我从湖南乡村来到广州并得以立足的关键,也是我的很多同龄人通过读书,赶上了房价合理的时机,得以在北京、上海等更多城市立足的关键。

201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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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 “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黄灯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 “问题的场域” ——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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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黄灯、谢有顺

时间:2017年9月16日(六)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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