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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唯一没有野心的批评家 | 给你一针

专栏“给你一针”(GIVE YOU A SHOT)


这是理想国文学中心的编辑们鼓捣的一个栏目,每周五更新。名叫 “给你一针”,但具体要做些什么,以及什么形式,并不限定,反正就做着玩。撸起袖子,来一针?


陈添杏推荐:


知道约翰·斯坦贝克是因为他那句“被蝴蝶引上山顶的少年的比喻”。一个夏天的傍晚,燥热,在平安里的一家云南餐馆,大家喝着冰镇米酒,聊小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双雪涛,席间,他讲到了斯坦贝克关于蝴蝶的故事:“作家最好的状态是追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上山该是个碰巧,该是因为某些山以外的美。而现在的人呢,全鸡巴想上山,想打个电话,直升机把自己带山顶上去。有些人干脆把蝴蝶干死了……”


头一回,觉得小说是可以被这样轻松谈论的一种很纯粹、很有趣的东西,而在此之前,作为一个非文学专业背景、没做过几本严肃文学的编辑,在这种热议文学的场合,从来都是噤声不语。这一餐饭,让我记住了斯坦贝克的名字,也让我萌生了做原创小说的念头。


一年多过去了,乍着胆子出了几本原创小说,却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懂文学。每每困惑的时候,就会找云也退聊天,他的文学品位很正很好,是我的良师益友。就在前几天,他小窗我一张截图,惊呼:搞不懂为什么刚刚随便在朋友圈里发的一条信息得了那么多赞。我一看,他PO出了三本《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照片,然后发了这样一段话:


最好的一套书。就是出得慢了点。我深爱斯坦贝克,这位爷酗酒,抽烟,说粗话,暴躁,养狗,还开车自驾游,这些事我都不太会干,偏偏喜欢他,恐怕是一种对自己达不到的境界的“代偿”。


即刻,找出了《巴黎评论2》,一口气读完了这一篇“约翰•斯坦贝克谈创作”。我想,我还是不大懂文学,好东西读得太少、而评论读得太多。眼花缭乱的推荐、书评、榜单,常常让我很多时候搞不清到底什么是文学性,文学的标准又是什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斯坦贝克那里,回到自己要追的蝴蝶身边,抛掉狭隘的虚荣心,因为,“时间是唯一没有野心的批评家”。




约翰·斯坦贝克


章乐天 译

(原文15000余字,此处仅摘选7800余字)


《巴黎评论》编者按:约翰·斯坦贝克在他晚年同意接受一次《巴黎评论》的访谈。他起初羞于从命,后来又迫不及待。不巧的是,尽管到死他都常常挂念此事,但他当时身染沉疴,已无法按计划进行访谈。本刊编辑们考虑到他的热忱,整合了一组约翰·斯坦贝克过去多年里留下的小说艺术评论,其中一些来自《伊甸之东》的创作日记,即维京出版社于1969年12月辑录出版的《一部小说的日记》一书,另一些则摘自他的书信,其中一部分系选自维京1975年10月版《斯坦贝克:文学人生》一书。选文按不同主题而非日记和书信的时间顺序排列。作家的一位密友纳撒尼尔·本奇利撰写了导言。(编辑注:导言约2000字,因篇幅,此处略去)

——乔治·普林普顿&弗兰克·克罗瑟,1975 




谈起笔


一种常见的情况:如果你——当然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为了发表而写作时,你就会变僵变硬,就跟站在照相机镜头前时一样。要克服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我一样,把你要写的东西致予某人,即像给一个人写信那样去写。这样你就不会因要对一大群难辨面目的观众说话而感到莫名的恐怖,你也会发现自己获得了一种自由感,不再忸怩害羞。


现在,我来和你分享下面对400页空白稿纸时的体会吧——这么大一堆可怕的玩意儿都得填满了。我知道没人真心想从任何他人的经验里受益,所以这类东西才会满世界派送。不过,下面这几件事属于我必须做到的,否则就要犯傻。


1、不要想着“快了,我就要写完了”。忘了那400页纸,每天只写一页就行了。这样下去,到写完的时候你肯定会大吃一惊。


2、写作要尽可能自由自在,尽可能快,把一切一切都倒到纸上去,全都写上去了之后才检查或修改。边写边改通常只是停步不前的借口,也会妨碍语句的流动和节奏,后者只能来自一种与素材之间并非刻意的联系。


3、忘了你那些泛泛的观众。首先,无名、无面目的观众会把你吓死的,其次,和戏剧不同,写作没有观众,写作的观众只是区区一个读者而已。我发现有时挑一个人出来会有好处——挑一个你认识的大活人或一个想象中的人,并且写给他/她。


4、如果一个场景或一个桥段让你无力驾驭,但你仍想写它——跳过去,继续写下面的。当你完成了全部内容后再回去看,你会发现你之所以受困于它,是因为它本来就不该搁在那里。


5、要是有一个场景让你情有独钟,让你迷恋超过了其他一切场景,请小心,你多半已经描写得走形了。


6、如果你写对话,就一边写,一边念出来。只有这样它才能拥有说话的声音。



谈工作习惯


马克·吐温习惯窝在床上写东西——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如此。但是,我好奇他们躺着写作的频率如何——或者,是不是他们躺着写个两次,一个故事基本就定下来了。我也想知道他们以卧姿写哪一类东西,以坐姿写的又是哪一类东西。所有这些都关乎写作的舒适度和作品的价值。我得考虑到,一个舒适的身体才能让思想自由地集中。


你知道的,我工作时总要抽个烟斗——至少我过去是这样,现在又抽上了。有意思的是,一旦烟斗开始变得美味可口起来,雪茄就乏味了。也许我能做到彻底戒烟一段时间的。这会是件大好事。


甚至只靠这么一点点改变,我那老早就坐下病、不断复发的雪茄咳也已经在远离我了。几个月不咳嗽真让我如释重负。


我现在已经把我业余时间的一大部分花在了漫不经心地雕一块桃花心木上,不过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思考。谁知道。我带着一种恍惚坐在这儿,我管它叫思想。


我现在再一次擦干净了写字台上的黑墨,一直擦到木质表皮为止,我铺了一张绿色吸墨纸在上面。我对我的工作桌面就从没满意过。


铅笔,我要么用从Fox 影视(Fox Films)偷来的Calculator黑铅笔,要么用这种Mongol 2 3/8F,它很黑,笔尖不易折(hold the point)——老实说比Fox的铅笔要好太多。这种铅笔,我还得往我的铅笔盒里装填个六打四打的。


我发现了一种新铅笔——我迄今用过的最好的铅笔。当然它的价钱也要贵三倍,但这铅笔又黑又软又不会断。我琢磨着我要一直用下去。这种铅笔的牌子叫Blackwings,它们当真是在纸上滑行的呢。


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脑子里萌发了一个邪恶的欲念:把我那个电动削笔器拆开。这东西一直不大好使,再说我也一直想看看它里头是什么样的。于是我拆了,发现工厂里做的时候出了些错。我给它正了过来,清理干净,上了油,现在它又跟我刚拿到时那么顺溜了。这是不睡觉的一个回报。


今天是个用来混的日子。日子和日子是交替的。我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带着胜利的喜悦混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变态的是,不管在哪一天,我都要写下同样数量的文字。这个早上我一直紧紧抓着铅笔,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我不放松。而写这本书,我仅仅希望自己尽可能放松一点。也许这是我心猿意马的另一个原因吧。我想要那种能让自己专注的平静,这样真好——几乎像一件开司米睡袍似的摸着那么好。


那是个工作的好日子,一切无碍。我在写字桌前坐了良久,铅笔在我手里捏着很爽。外头太阳很亮堂,很暖和,花蕾鼓凸着都快要爆了。我猜想,我当了个作家真是件好事。也许我太懒了,干不了别的。


我右手中指上有个好大的茧子,是每天好几个小时握铅笔磨出来的。到现在已经起了老大的一块,再也消不掉了。这东西有时候粗糙得很,其他时候,比如今天,它像玻璃一样明亮。真是奇特呀,人对细小的东西也会这么敏感。铅笔得是圆的。六角形的铅笔一天下来会割了我的手指的。你看,我每天握一支铅笔要握六个小时呢。看起来怪怪的,但这是事实。我真的是一只受限于条件的动物,有一只受限于条件的手。


今天我真过得浑浑噩噩的,我要写的东西都在脑袋里装着,据说很多作家到处跟人说他们的书,因此就不写了。我想我也严重地犯了这个错误。我跟人谈了太多自己的作品,谁要听,我就跟谁谈。要是我能把我的谈话限制在创意的程度,管住我的大嘴巴不谈工作就好了,我很可能会写出多得多的作品来。


我写字手指上的茧子今天好疼哇。我得把它锉平了。它长得太大了。


一个愚蠢的真相:我什么样的工作量都能承担,却忍受不了混乱。




谈灵感


我听到一些刺激的小道消息,说你正犯着写作困难症呢。上帝呀!我太知道这种滋味了。我以为它过去了就不会回来了,但它真的复发了——在一个早晨,它又回来了。


大概一年前,鲍勃·安德森(剧作家)出于同样的问题要我帮他。我告诉他去写诗——别写那些卖钱的诗,甚至也别写用来读的诗——去写用来扔掉的诗。因为诗是写作的数学,而且最亲近音乐。也许这是最佳的疗法,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你那些麻烦就给一起扔出去了。


他照我说的去做了。做了六个月。我收到他的三封信,说这招很灵。只是写诗而已——或者某种不为读者而写的东西。这是一桩大大的、很有价值的私事。


要是你的干涸期太长,让你悲摧得要死,那么我只能给你这一招。你总有一天会走出来的。反正我走出来了。词跟词正在打架,都想往外跑呢。



谈乱写


此邮包里的这份稿子(《谋杀在月圆之夜》),我想我就不用解释什么了。最近我有好一阵子不快活。因为我有债在身,这让我很难熬。


我曾经写过的那些小说明摆着没人买。因此,为了赚到我所需的钱,我就必须迎合他们,写他们想读的。换句话说,我必须为了个人的完整而暂时牺牲艺术的完整。如果这份手稿让你郁闷的话,请记住这一点。也请记住它给我带来的郁闷远比给你的多。


康拉德说过,只有两样东西卖得动:最好的和最烂的。我最近写的东西让我确信自己还无力写出最好的。当然,将来我行,但现在还不行。我是否能写出最烂的还有待观望。


就这包《谋杀》书稿我还得跟你叨咕两句。这是我花了九天写出来的,大约六千二三百字吧,打字稿则花了我两星期。我在这个小说里把我所知的所有廉价伎俩都用上了,我也试图赋予它一种轻微的戏谑调调让小说立起来。除了我老婆和我那圈子人外,没人知道是我写的,也没人会知道是我写的,除了你之外。我看不出有啥理由不用个笔名,也不知道为啥用笔名就该被人鄙视,就不该用。我选了个笔名叫彼得·皮姆。


这个小说掺水太多太多,我觉得它还有相当大的神秘色彩。那些戏谑性的东西主要是为了不让自己一坐在打字机前就倒胃口才写的,你可以删掉。




谈篇幅


人们常说,大书比小书更重要,更加权威赫赫。虽有个把例外,不过这话一般都是对的。我曾设法为这一点找个合理的解释,最后得出了我自己的理论,就是说:人的头脑,尤其在今天,被无数琐屑的东西——税、战争隐忧、肉价——困扰、模糊、嗡嗡地叮着不放。所有这些往往都聚集到了一起,最后让男人跟他老婆打了起来——因为这是纾解内心焦虑的最省事的法子。


现在,我们必须把一本书看作一枚打入个人生活的楔子。一本小书打进去后很快又弹了出来,这么一个楔子可能打开了人脑、完成它的任务后就被退出了,空留下颤巍巍的神经和被割断了的组织。相反,一本篇幅较长的书,只要在时间上能持续一阵子,它楔入得会非常地慢。它并非割断了就退出,它让思想能重组自身来适应楔子。


我们把这个比喻再推进一下。当小楔子快进快出时,头脑就会飞快地彻底愈合成受攻击之前的样子,但一本大书或许就会让头脑在愈合后会留下楔子的形状,由此,当楔子最终拔出、书合上时,头脑再也无法恢复到跟它之前一模一样。


这是我用来解释为何一本大书的意义更重大的理论。和它共处的时间越长,就能赋予它更大的力量。如果我说得没错,那么一本大书,即便不是特别好,也要比一个出色的短篇小说更加有效。



谈人物


我们很难剖开一个人看他的内里。这里甚至有一点点涉及隐私的体面的不情愿,但是作家和侦探却不能允许隐私泛滥。在这本书(《伊甸之东》)里我剖开了许多人物,其中一部分人正为此而有些忿忿。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一时还想不到有什么需要读者保持如此长时间专注的小说,能称得上是一本“大长篇”的。


我有时觉得,人性是一种恶臭弥天的丛林,里面鬼影幢幢,暗无天日。它在我眼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冒险之地,有点像科尼岛上的那些地道,各种“东西”尖叫着从里面跳出来。已经好多次有人责骂我净写变态人了。


如果我偏要让我小说里的那些人孤苦无助,只等我的援救,那倒真是好玩了。要是他们欺负我、企图我行我素的话,我也会给他们好看。他们得等到我拿起一支铅笔才能动换一下。他们是僵的,抬起一只脚站着,脸上带着我昨天停笔就带着的那种微笑。




谈写作技艺


现在,总算又到了开工写书的时候了。我发呆已经发得够久了,但这是件好事。我不知道我写的速度会怎样,但我能肯定时间的速度一定还是不变的。我眼看着就要结束这种标志性闲逛了,我真怕开始写另一本书啊,我甚至得把我想写出一本好书这事给忘了。这些都是计划时想想,一旦开始了,除了写完它,就不作他想了。现在一切都好了,太太平平,一切小细节都妥妥帖帖,所以心境和态度真是很重要,它们既得持续很久,就得几乎变成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于是没人能说:我因为稀里糊涂而失败了。这跳板上最后一跳啦,看水池最后一眼啦,跳的时刻到了。真的到了。


一如既往地,我饱受在纸上落下第一行字的恐惧的煎熬。折磨人的是惊人的恐怖、巫术、祈祷、让人举步维艰的羞涩。仿佛词语不仅仅不可抹删,而且它们会像颜料滴进水里一样化开,周围满是色彩。写作,一种陌生而又神秘的生意。自从有了写作以来,几乎没有前进过一分一毫。早在古埃及时,《亡灵书》就已经写得跟20世纪的所有书一样出色,一样完美乃至登峰造极,但是,尽管他们的作品无法流芳后世,成千上万的人却在步我后尘——狂热地祷告着,想从他们的词语苦闷中求得解脱。


很早以前我就懂得,你不可能根据你是怎么开始的来判断你将如何结束。我只是随便瞥了一眼这一页。看最上边这些字啊——参差不齐、粗拙生硬,铅笔每写一行都断,字迹就像实验室里的一只惊惧不已的小白鼠。而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我的手迹就光滑流畅、大为改观了。


现在我该投入今天的写作了。其中满是陌生和神秘的东西,如同很早以前我写的那些实验小说一样深入无意识之中的东西。那些小说也是给这本书做的准备,我正在用我从所有其他写作中习得的经验。


我常常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会写到死的,但是我想就当它是最后一本。也许,我觉得每本书都该这么写。


我希望自己能掌握一切在手,与此同时又让这本书似乎是偶然的产物。这会很难,但必须这么做。我也得一点一点进入故事,以便让读者直到被迷住了才意识到自己身上起了什么变化。正因因此,我的作品才带上了一种随意——甚至近乎无礼——的味道。这就像一个人设了个陷阱逮狐狸,却做出一副样子,假装他并不知道在乡间有个狐狸或一个陷阱似的。


我把自己裂成三个人。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一个思考,一个提意见,第三个设法就中撮合。常常打起来,但打打闹闹之间,整个一周的工作就出来了。在我的脑袋里,争吵以对话的方式在进行。它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在这些情况下,它或许属于某种精神分裂症状之一,但作为一门工作技术,我完全不认为它很不堪。


我似乎真的感到创造的体液奔向一个出口,犹如精液从男人体内的四面八方集中到一起,你推我撞地要往卵泡里冲。我希望能产出一些美而真的东西——但这东西(同样与交媾相似)我得是知道的。即便我心知从这本书里一无所出,我仍然要写。似乎对我来说,不同的器官必然有其彼此不同的方法——用声音、用姿势——来象征创造的欢愉——开花结果。


而且,如果这一点属实,人也一定有其彼此不同的方法,一些人会笑,一些人建造,一些人毁坏,是的,一些人甚至创造性地自毁。没有解释。在我心里,愉悦的东西有两个出口:第一是对无比诱人的肉体、对女人之甘甜投之以宝爱,第二——两者基本同等——则是纸、铅笔或钢笔。


而思考纸笔和蠕动的单词是件有趣的事。它们仅仅是愉悦的导火线——美的呼喊——创世的纯粹至福的放声大笑。经常,词语甚至并无法匹配感情,只是有些时候在强度上不相上下。因此,一个满心愉悦的人能带着力与热情写出某个伤感的画面——美的死亡或一个漂亮小城的毁灭——而这仅仅证明了他的感受有多么剧烈、多么美妙。


我的作品凝固不起来。它就像厨房地板上的一颗生鸡蛋一样无法抓握。我要疯了。我现在真的想试着去抓它,但我担心试一下的力量就会要了作品的命。我不知道这种讨厌的东西打哪儿来的,但我知道它不新鲜。


我们在自身的阴影里工作,对我们正在做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我想我比大多数作家知道得更多一些,但那仍然不多。


我猜想自己害怕在书上写下“结束”二字,因为我害怕自己要结束了。


突然,很奇怪,我觉得孤单。我猜我担心了。总是在一本书写到结尾时,这种感觉来临了——害怕你还没有完成你着手做的事。那就跟呼吸一样自然。


再花一点点时间,书就写完了,它也不再是我的了。其他人会拿走,拥有它,它就从我这里游走了,仿佛我从来就不是它的一部分似的。这时我害怕,因为我再也无法收回它,它就像是对某个登车上路的人喊“再见”,马达的嗡鸣声给吞没了喊声,他听不见。




谈批评家


今早我看了一眼《星期天评论》,看了几则新书(不是我的书)简介,心头生出了常有的恐惧感。人可以做个评论者,或更进一步,做个批评家,这些好奇心甚重的食人鱼带着愉快的移情换位感靠其他人的作品活着,然后用乏味无聊的语言训斥养活他们的食物。我不是说作家就不该接受训斥,但我满希望那些安排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别太程式化了。


我写的东西总是先念给我的狗儿,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安琪儿,你知道的,他就坐那儿听着,我感到他能听懂一切。但是查理,我总觉得他只是在等机会插嘴。多年前,我那条红毛蹲伏猎狗把我的《人与鼠》手稿嚼巴嚼巴吃了,当时我说,他一定是个出色的文学批评家。时间是唯一没有野心的批评家。


给批评家一丁点东西,他能写出一个戏来。



谈放松


我最大的缺点,至少在我看来是缺少放松的能力。回想我整个人生,都不记得曾有过放松的时候。即使在睡梦里我也是紧张、不安的,一有响动我就醒了。这不是什么好事。能放松是有益的。我想,我在这一点上是得了我爸的遗传,我记得他那坐卧不宁的个性。有时候,尽管他话不多,但这种不安却充斥了整间屋子,变成一声嚎叫。他是个特别安静的人——我猜想,这首先是因为他话少,其次是因为他没有说话的伴儿。他的感情强度大而少深刻,聪明机巧则会让他困惑——这一点很有趣——而他对音乐之类的东西也不感兴趣。各种形式的音乐对他都毫无意义。


我常常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我在奋力当个作家的过程中,是他支持我,做我的后盾,解释我的选择——而不是我母亲,她只是一味地要我做点更体面的工作,比如银行家。她恐怕会乐于看到我成了个塔金顿一类的成功作家,但她又确信我做不到。而我父亲希望我成为我自己。这很怪,不是吗?他推崇任何设定人生路线后一辈子不偏离的人。


我想这是因为他把个人命运放手于细末的职责之中,在家庭、金钱和责任的漩涡里俯首而行。要想做个纯的什么人,需要一种他所不具备的高傲,也需要一种他无法想象的自私。他是个对自己十分失望的人。我想他欣赏我决意当作家的冷酷无情,为此不惜跟包括我妈在内的一切对着干。不管怎样,他是个勇者。母亲总觉得我会清醒过来,恢复理智。



谈荣誉


我考虑过很多值得一写、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能或不该写的东西。人们荒谬地琢磨着我那些伟大同侪们(我说的是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不朽——他们几乎就好比在为墓碑上的演出名录争斗。


另一件我没法写而你可以写的事是有关诺贝尔奖的。我害怕得它,怕到要死,我不在乎它有多么让人垂涎。但是我却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还没得到这个奖。不过我感觉似乎获奖者之后就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或有勇气的东西来了。这个奖就仿佛让他们退休了似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因为他们的创作好歹都已结束?还是因为他们试图配得上这个奖,故而胆量什么的全没了?


但要克服这些是一桩艰难的冒险,多数人都没能做到。或许它让他们备受尊敬,而一个作家却不敢做个备受尊敬的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任何一个荣誉学位以及奖章上。一个人拿的荣誉越多,他的写作就越走下坡路。可能正是我内心的这种恐惧,让我拒绝了那些不停地由大学颁出的荣誉博士学位;可能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被选入了国家学院,我也从未靠近过它;出于同样的理由,我把我的普利策奖奖金给扔了。


以上摘选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巴黎评论》 著,仲召明 等译,99读书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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