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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是一个叛徒

理想国imaginist 贾樟柯2018-01-12


理想国按:


许知远曾对贾樟柯做过专访,里面有一些对贾樟柯电影的赞誉之词让人印象深刻,比如:


“贾樟柯的最佳时刻,不是来自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并且准确、迅速地表达它。”


但成为朋友后,许知远有些意外地发现,贾樟柯的“谈话与书写能力甚至比镜头语言更有力量,艺术家的敏感与知识分子式的分析在其中高度融合。”


最后是贾樟柯整个人——“在同代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更让我折服的了。”


“谈话与书写能力甚至比镜头语言更有力量”,也不知贾导自己是否认同。最近,他的新书《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出版,理想国连着为他做了两场新书活动,贾导的演讲和读者的热情倒是着实双双让主页菌感叹。现场里三层外三层,签售绕着场地转了一圈,最后居然有没买到书的朋友抱怨,为何现场准备售卖的新书数量不足。罪过罪过。


今天微信,从书中摘选部分段落,还没有拿到书的朋友,不妨在此先睹为快。




贾樟柯:我是一个叛徒


摘选自《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

剧照为书中插图,其他图片来自网络



1.

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留体面


不知道为什么,每到人口密度不高的地区,就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听收音机里播放《国际歌》的感觉。70年代末,冬天的汾阳人迹稀少,《国际歌》在清寒的街巷上响起,大合唱总有一种抽身世俗之外的“杀气”。现在,我开始觉得《国际歌》非常科幻,“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是人类学的宏观视点,并延伸出人类的系统性问题。人在这地球上,为什么会有奴役,阶级,贫富,人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被管理?


陌生之地总会带给我精神的穿越:回到过去,去到未来。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短暂的出走会让我和自己固有的生活告别。离开熟悉的朋友,离开说来说去好多年的话题,离开自己的专业,离开自己深信不疑的精神系统……出走是自我叛逆的契机,让自己流动起来,悬浮起来,倒置起来,让自己颠覆自己。


只有在广阔中行走过,才能知道人的渺小。只有在历史中神游过,才能知道人生的短暂。行走和遐想,会帮我们清空身外之物,发现自我之小。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我压抑自我的膨胀。知道真理不容易在手,也就不再强词夺理。知道万物有灵,也就不再唯我独尊。一点一点,是持续的行走、读书、思考,让我变小。是的,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留体面。


《山河故人》剧照



2.

电影是我的精神出路


我十九岁那年,疯狂地喜欢上了文学,我试着写小说,后来又喜欢上了画画,最后我确定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电影。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有许多不平静的时刻。政治剧烈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个人的情感处境,或者生、老、病、死,那些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才能逐渐理解的生命真相,都会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的困境。也正是这些困境给了我充沛的表达欲望,电影是我的精神出路,这是我选择电影为自己终身职业的理由。


电影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你们将要从事的依然是一门古老的行业。我们和那些遥远世纪的说书人,那些口传史诗的艺人,那些编撰民间传说并把它流传下去的先辈一样,电影是人类在科技时代的表达方式,然而它最终将传递的仍然是人类的生存经验。


电影作为一种记忆方式书写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这看似宏大的使命背后,这门艺术真正需要的还是每个作者真实而富有洞察力的个人书写。相信和捍卫个人表达的价值、自由,唯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必要的尊严与价值。在经济的限制或者政治的压制之下,我们最少可以成为一个反叛者,用电影去和人类的惰性、黑暗抗争。


《天注定》 - 剧照 - 大海(姜武)



3.

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二十三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二十三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五百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支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像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做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得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站台》剧照,来源《贾想I: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


我在那里长到二十一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我,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河上的爱情》工作照



4.

最重要的是人的自由


我欣赏韩寒的话“没有立场,只有是非”。欣赏那句话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语境。1949后的成长过程里,整个教育就是给你立场,所以,说没有立场,不是说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抛弃立场,而是意识到教育带来的基因上的影响。


1998年我第一次去柏林影展,台湾团摆酒席宴客。入场发现每桌都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扭头就走了,当时感觉误入白虎堂。拔腿而走一刹那,我完全是动用我的立场,党给我的立场——你是中共这边的人、大陆的人,你是我党培养起来的红色一代,怎么能进入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世界呢?


现在我坚持说我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最重要的是人的自由,以及对个人跟个人选择的尊重。我们是另一个战争胜利了——整体上经济高速崛起、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经济奇迹里面,个人的命运遭遇却往往被忽略了,贫富分化、地区差异,具体的人事实上得到了多少好处呢。


《海上传奇》剧照韩寒



5.

做了一个汉奸梦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棵松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集会。北京有五棵松体育馆吗?我不知道,但梦中是这样的。很不幸,集会是由占领者日本人举行的。在梦中,北京又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一群时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中国人,被集中在体育馆的入口处。队伍中没有人喧哗,也少了平常的意气风发。


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每一排都坐了几个拿着洋刀的日本军人,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贴着名签,名签上有白岩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陈丹青、张艺谋、章子怡、郭德纲……我眼一黑,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会场到处是木刻的樱花和不熟悉的军乐旋律,我们这些被占领土地下的所谓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有军人吹响哨子让我们入场。一群人站在门口痛苦之极,梦中的贾樟柯告诉贾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进去,就会成为周作人、就会成为胡兰成、就会成为像那些前辈一样的汉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吗?在梦中我经历了此生最大的焦虑,我一下子醒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醒来后,知道是梦我还是好羞愧。这种强权下的选择是如此屈辱不堪,这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焦虑吗?


《海上传奇》工作照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有一位女生,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呢?我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如果人人粉饰太平,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被别人用枪押着走向五棵松体育场,去面对那样的选择,去面对我梦中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堪的选择!


《海上传奇》剧照黄宝妹



6.

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脱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遗憾的是,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自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营生》剧照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天注定》工作照



7.

杨德昌告诉我们:

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


在《一一》之前,从《恐怖分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


《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


两年前在法国南特电影节,我见到了杨导的太太和他们的小孩。那是影展安排的纪念杨德昌的会议。侯孝贤导演在上面发言,杨导的儿子在下面拿着游戏机一直低头在玩,远远望去,他有如他父亲一样的孤单背影。


杨德昌



8.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

只有侯孝贤准确地拍出我们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前世。


这种感觉在看过他的《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等影片后越发得到了印证,最叹为观止的是《海上花》开场长达七八分钟的长镜头。一群晚清男女围桌而坐,喝酒抽烟,猜拳行令,摄影机在人群中微微移动,好时光便在谈笑中溜走。


华丽至腐朽,日常到惊心动魄,这电影每一格画面都恰如其分,满足着我对晚清上海租界生活的想象。整部影片全部内景拍摄,让人寂寞到死。就像那些长三书寓里凋零的女人,日子千篇一律,内心却四季轮回。


如果说侯孝贤能够通灵前世,他的另一个才能就是脚踏今生了。


《风柜来的人》完成于1983年,这电影对我有“救命之恩”。上电影学院前,现实已经让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可一上学还是被我们强大的电影文化迅速同化了。


虽然不至于滑向主旋律写作,可生编乱造的传奇故事还是大量出现在我的剧本中,好像只有超乎常态的生活才有价值变为电影,而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饱满的现实,却被我们一提起笔来就忘了。


坐在黑暗中看《风柜来的人》,起初我连“风柜”到底是一只柜子还是一个地名都搞不清楚。但银幕上出现的台湾青年竟然长着跟我山西老家朋友一样的脸,看张世演的渔村青年,他们一大群人跑到海边背对着汹涌的海浪跳着骚动的舞蹈。


我一下觉得我离他们好近,侯导摄影机前的这几个台湾年轻人,似乎就是我县城里面的那些兄弟。他们扛着行李离乡背井去了高雄,一进城就被骗上烂尾楼看电影,这里没有电影也没有浪漫故事,透过宽银幕一样的窗户眺望高雄,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未来。


原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才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今生。


《海上传奇》剧照侯孝贤



9.

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那么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立的。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


《天注定》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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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想I: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

《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

贾樟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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