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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作家,就像今天的“小鲜肉”| 高晓松·阎连科·金宇澄·许子东·唐诺:不悔少作

理想国imaginist 理想国2018-03-26

现场摄影:杨明


理想国按:


3月24日下午,由理想国联合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Blancpain创办的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在北京三里屯CHAO举行。奖项旨在发掘和鼓励优秀并具远大潜力的青年华语作家,获奖者仅有一名,奖金达30万元。(评奖细则可见本文末)


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文学奖?


“看理想”策划人、评奖办公室负责人梁文道阐释创办初衷:“希望为中国的文坛、特别是小说领域,发现真正有潜质、有长期创作的自我预期和动力,并且有相当成就的青年作家,让那些一直在默默耕耘、严肃认真的写作者,为更多的读者所知。”


宝珀品牌代表胡怡女士发言:“一枚顶级腕表的定做过程和一部文学巨作的创作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宝珀的审美原则是创造永恒于时间之中的美……我希望这个奖有能力与国际对话,为优秀的创作者搭建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阵容强大的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团由作家阎连科,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金宇澄,文学评论家、作家唐诺,学者、文化评论家许子东,音乐人、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高晓松组成。在启动仪式暨题为“不悔少作”的主题论坛上,五位评委齐聚一堂,回望各自文学人生的启蒙时刻,并朗读自己青年时期的作品。


今天微信,分享的便是“不悔少作”主题论坛几位评委和主持人梁文道的发言精选和活动完整视频回顾。几位金句不断,试摘录几句:1.阎连科:我一直在懊悔中写作,80%的作品都垃圾;2.许子东:最早看茅盾的《幻灭》,我是当苍井空看的;3.高晓松:我小的时候,诗人的地位就像今天的小鲜肉一样。




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

不悔少作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完整视频回顾




梁文道


1.

萨义德的“晚期风格”已是显学

相比之下我们很少谈早期风格


我现在开始请五位评审嘉宾逐一出场。


第一位是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学跟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创意写作,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阎连科老师,他的小说写的非常震撼人心。


下一位是金宇澄先生,我想在场很多人对他的作品都不陌生。


我们整个奖项的评审邀请是有些特别考虑,阎老师在大学负责创意写作,常年教导学生怎么样进行创意写作,同样的金宇澄先生,除了是一位非凡的小说家之外,他还是常年的《上海文学》的编辑,做到退休人家还是不舍得他走,他还在岗位上苦苦的干着。


第三位是昨天从台湾赶来,也是资深的编辑,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你说是散文,但是又远远超出我们一般人对散文的理解,每部作品我都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字好好的读下去,我很认真的喜欢他所有的著作,同时他在台湾,在各地都是许多文学奖评审名单中的常客,这位就是唐诺先生。


再来一位则是我的老朋友,他做文学研究,目前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中文系的许子东教授。


我们整个奖项的评审团的设置,有一点参考到国际的重要文学奖的设置,比如布克奖,他的评审名单当中一定要有广受该地文化界认同的,他的活跃范围是超出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文学界,是广义意义上的文化人,但是同时他对文学有一份非常深切的认知,那么我们很难找这样的人,但是好在我们有高晓松先生。



废话少说,我们今天讲“不悔少作”,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里面,文学界或者是广义的文化界、艺术界有一个观点常常被人拿出来讨论,就是所谓的“晚期风格”。什么叫晚期风格?这是理论家萨义德在他过世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里面提出来的概念,就是一些大音乐家、大作家、大艺术家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他的作品风格跟他一贯以来的走向相比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怎么把握它,怎么从概念上认识它,变成这几年学术界的显学。


相比之下我们很少谈早期风格。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用一套生物学的模型来看待一个作家的生命轨迹,我们常常会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就像一个生物成长一样,一开始是一个童年时期,正在作茧自缚,这个时期说不上成熟,等到他终于成长出来,还是很幼嫩。慢慢地他才步入成熟,乃至于衰老,甚至衰退。也有人到了最后期的作品,达到他一生的最高阶段,就是老熟,或者圆熟。我们用这样一个模型来理解。


但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模型,我其实非常怀疑。也有许多作者他根本就没有中老年阶段,比如大家熟悉的兰波,他只有少年阶段。也有一些作者可能他的少年阶段的创作跟他晚年阶段的创作同样的出色,但是极端地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再来谈不悔少作,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观念,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邀请我们五位评审,今天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不悔少作”底下所隐含的种种可能的意义。




阎连科


1.

我一直在懊悔中写作

80%的作品都垃圾


今天讲“不悔少作”,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想什么是“不悔少作”,我非常懊悔自己一生的写作,今天去看少年的写作会呕吐出来。为了下午发言,吃饭的时候我又拿出少年的作品看了一下,饭都没有吃,差一点让我们全家人饭都吃不好。但是毕竟来了,还是要讲。


我确实没有不悔少作,我经常讲我一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80%是垃圾,20%比较好,但这20%有多强的生命力?我活着它就活着,我死掉它就死掉,我死掉这些作品也就没有人提了,那80%没有人提的作品,确实是垃圾。再往前推,说到少年写作,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你们都会觉得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


我最早是20周岁当兵,天才般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天麻的故事》,发在原来的《武汉军区战斗报》上。故事讲的是一个士兵特别想入党,当然要表现好,还要给指导员也就是党支部书记送一点礼,就给他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也非常开心,把天麻又给送回来了,又写一封信,要入党你要如何表现,不能送礼。


如果这个少作写得好的话,那它就是正能量、主旋律的鼻祖,我在三四十年前就比他们写得好,这是我不悔少作的一面。如果说后悔的话,是我觉得确实没有把它写好,入党这件事是非常伟大的,它的伟大远超出我们对宗教的信仰,但是我居然写去送礼。


当时我是初中毕业,拿了一个假的高中毕业证到部队去,他们说这个人最有文化,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全军都在轰动,给了我8块钱的稿费。那个编辑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说你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地好,但是你的风光描写比那个故事更好。


他们不知道,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外国小说,20周岁以后第一次读了外国小说,读的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短篇小说《白净草原》,那个风光描述如此之好,语言如此之好。现在说我抄袭可能有点严重,说模仿又有点对自己简单化地处理,介于抄袭和模仿之间,对这件事情我不可能不懊悔。




2.

莫言和余华的少作写得好

因为他们早就看过外国文学


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莫言写了《透明的红萝卜》,余华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阎连科就写了《天麻的故事》。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啊想啊,最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20周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外国小说,他们居然都看过。20周岁以前我在乡村看的都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三家巷》《铁道游击队》,我倒背如流。这些小说不是不好,而是好到让你无法去学习,当你生硬地去学习的时候,就会写出不好的小说来。


到20周岁以后,偶然当了图书馆的保管员,要找一本外国小说去看,找最好的。哪个最好?《飘》最好。它的封面是特别美的一个明星演员,《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她在封面上,那当然要看这个小说。上中下三本,用三个晚上看完,天下还有这么好的故事,中国的革命小说虽然好,居然这个革命小说比那个更好,它也是写战争,也是写爱情,也是革命加爱情的故事,从此开始读外国小说了,从此发现小说写得不如以前了。


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几乎一生都是特别地懊悔,所以我想没有不悔少作。到最近一直在写作,我想我全部都是在懊悔中写作,唯一没有懊悔的就是你非常勤奋,非常努力,但是每一部小说留下的遗憾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是我的中篇处女作,写的是战争的故事,虽然我没打过仗——我差一点去打仗——我对战争的体会可能超过那些去打仗的人。这个小说叫《小村小河》。我第一个短篇小说挣了8元,这个中篇就挣了800元,给家里买一个电视机。


我母亲拿着这个小说数多少页,她说居然写这么一点东西就能挣800块钱,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干的。那我一生就按照我母亲说的这么干下来了。这个中篇是在第一篇小说的五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发出来,过了三年以后终于发出来了,那是个非常漫长的故事,我回头一看充满了激情,里面有好多诗歌。


第一首特别好:有河就有村,有村就有河。村是河的家,河是村的歌。


第二首诗:七姓窝的七户人,清明上的七个坟,开门种了七家地,关门揣了七条心。


第三首是“五讲四美”的:娘养儿一天一年恩,儿给娘买盒抹脸的粉;娘养儿一年十年恩,儿给娘扯条围头巾;娘养儿十年百年恩,儿给娘扯条送终裙;娘养儿二十恩不尽,求儿把娘送进坟,坟前栽棵不老的柏,记住娘养儿的一片恩。


写的时候我都掉泪了。写得太多了,我随便挑几个。


铁桶的江山我来打,铜铸的交椅你坐成,只怪我麦黄没官命,只怪我豆大的字,不识一个两个。


东西南北中,征战一股风。打过蒋介石,砍过日本兵。老子是好汉,干儿是英雄。国家南门口,有个二罗成。




金宇澄


1.

在东北下乡七八年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东北人

 

我比阎老师大一点,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文革阶段,16岁多一点到东北黑河这个地方,就是下乡。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地方就像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黑河地区的特殊农场,因为1969中苏关系紧张,大部队迁走后,仍然留下了很多刑满人员,所以我整个的成长阶段,我下乡干的所有农活,都是这些10后、20后、30后的特殊身份,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人在教我们怎么劳动。


我有个高中朋友在上海,他没有下乡,我们俩经常通信。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我记得在1967年的时候,他就在看《小逻辑》,看叔本华,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整个青年时代,我们俩都没写过文章,都是写信。一次他给我回信说,你是可以写小说的。但当时真没这环境,整个宿舍双层板铺,睡七八十个人,非常吵闹,最多只能写信。我也跟他说,他完全可以写小说,但我们都没有写作。


当时也有一些农场的青年喜欢写作,但据说如果要给《黑龙江日报》写篇稿子,要政审,要有本地革命委员会开的介绍信,我因为出身不好,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个想法。直到我八年后回上海,30岁后总算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东西。但那个朋友80年代初去了美国,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一直不写东西,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我一直觉得,有七八年时间在那边生活,我的根就在东北,在1985、1986年写了几篇这方面的小说,1988年调到了《上海文学》,原因是参加了作协“首届青创会学习班”,写了个获奖小说,孙甘露也在这届,他加入时已完成了《访问梦境》,我一直没交东西,直到最后结束阶段,连夜写了个东北棺材匠的故事。


当年那地方的规矩是:如果当晚有人要死,就通知做棺材,没想到连夜做了棺材,一大清早病人却活过来了,这口白皮棺材就搁在木匠房外晒着。此后,场子里一直没死人,棺材风吹雨打,越来越丑陋,大板缝,呲牙咧嘴,甚至有人在里面养鸡鸭。但是所有身体不好的老人都偷偷过来看这口棺材,因为规矩就这样,接下来谁死就得用上它,最后是两个老人同时弥留,但都干耗着就不死,小说结束在这地方。


我到《上海文学》后也写了一点,现在说就是“少作”了,都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写,比如《方岛》,1963年的割麦竞赛,千米之外的麦子地里,放一板桌,一天的口粮就搁在上头,谁先割到桌子就随便吃——这是我学泥瓦匠时,我广东师傅回忆的,说如果是你们上海人或北京人,他肯定是活不到现在了,实在是干不过那些割麦子的同伙啊,年纪都比他轻,但是他发现了麦地里有不少刚出生的小耗子,在当年他眼睛里,就是麦地里的广东虾饺,粉嫩,他天天就偷吃这些,活的吞下去,用一个布袋子收集起来。


我做编辑后,就写得很少了,16岁到东北,在写作上,我变成一个东北人,总有这错觉,直到近年写小说,才发现了我到东北劳动了七八年,实际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农村,受的是“特殊教育”,是这些特殊人员给我的内容,我没有真正接触到“贫下中农再教育”。


与此同时,我和那位在美国的朋友已没有多少来往了,他出国后变得孤僻,我一直期待他可以写小说,但他做了生意,也发生一些生意上的问题,来上海基本也不联系我了,有一次我再三跟他说,我跟生意没任何关系,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啊。


但我们就没有来往了,直到15年我得了奖,有一天下午,我在传达室看到一封信,是他给我的信,一看知道是他的字,里面就写了一句话,祝贺得奖,没有落款,他已经根本不想再联系我了,我整个青年时代经常来信的朋友。




2.

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去做事,想办法去写

  

所以我觉得,一个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熟悉身边的故事,想办法写。我现在想想很后悔,当年在东北认识那么多10后20后30后的男人,当时都没有记录他们的故事,只是随便听他们说了一些。有几个广东师傅后来都特赦了,记得是74年国民党县团级以上都遣散吧,集中排着队,拎着统一的旅行袋就走了。


我一直觉得我的根在东北,但这恐怕也是我的遗忘,是因为我年轻时写了这些。要到很久以后我才醒悟,其实我最熟悉的生活,是我16岁前的上海。少年时代对每位作者都那么重要,我却要等到接近60,才写了关于上海的《繁花》。


现在再看三十多岁写的这些,今天就念一段“少作”。


先解释一下小说的背景:


农场有男青年三百多,女青年也在这个数,都是从各城市来的,有个队长叫大春,他的脾气是只愿意带领四五十个、七八十个女青年劳动,男青年在劳动中根本接触不到女青年,只能远远看大批的女孩子,嘻嘻哈哈簇拥大春走过去,其中有两个上海女孩美芳和根娣,常去大春家玩,帮他带小孩,给小孩织毛衣,我画过一个插图,她们给孩子织一件上海花纹的红毛衣,但是在锁袖口的时候,小孩死了。


婴儿去世在当地规矩是不入土的,在小卖店找个装水果罐头的小木箱子,把小孩放在里面,搁在坟地上。有个男青年王宝,对大春特别怀恨在心,因为他喜欢这两个上海女孩,但根本没有接触机会,他得知大家隔天要在坟地附近劳动,事前把小孩拿出来,支在木箱前面……到了上工的时分,若无其事跟着大队人马慢慢割豆秸,当大家从慢坡上下来,很远就看见坟地边站有一个小孩,风吹着头发,好像还活着,也像是一个木偶。


我现在读这篇“少作’的结尾部分,《不死鸟传说》,发在1993年的《收获》上。


“待我们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一股旋转的寒风将地里的枯枝败叶卷上了天,马匹也嘶鸣起来,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回头遥望。我们和王宝已等待很久的那支队伍,远远出现在地头,我们站在高处,像攻克堡垒的士兵那样向她们挥手致意。在混乱之中,我们都以为王宝的喊声是最兴奋和强烈的,而实际上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他背对着我们,没有回头,他的眼睛凛然地直视前方,脸上带着少见的棱角,汗水顺着发际静静地流淌下来,似乎遇到了什么劳作的极点,即将崩溃一般,他一定听见了大家的呼喊,知道大春和那些女孩即将与我们汇合,但他并没有高兴,也没有转过身体。


“我们走近他说:王宝,怎么了?我们打算再说一些什么,但就在这一瞬间,什么都凝滞了,我们一眼看到在漫坡下方不远的那片草地里,有个穿着鲜红毛衣的小孩稳稳地站立着,像是依靠背后那个罐头小木盒子站着,躯干是僵直的,有一种玩偶、稻草人的木然和死板。看不见毛衣袖口有什么缺点,仍然鲜红鲜红,一点也没有褪色,一动不动,头发随风在动,草也在动,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早已经死了,我们仅仅是一群过路人,我们会以为草地前呆站着的这个红衣小孩是活的,呆呆地等待着什么,希望着什么人的到来,他就是这样,已经站了多久了?


“此刻,我们立刻想到了大春,想到了美芳和根娣,感到了极其的寒冷,感到神智错乱,看着不远处的这个模型状的小孩,浑身那一块鲜亮鲜红的色泽,我们口中只是喃喃自语: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的?!”




唐诺


1.

文学书写大概不是一个太早慧的行业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书写经验。拿书写的成果来说,我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大概是在14岁,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希望进入书写的世界、文字的世界里的,但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写作是在18岁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机缘巧合,那时跟朱天心、朱天文等一批朋友,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所以从大一开始就一面读大学,一面办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写作。今年我刚刚过了60岁,这是42年前的事。


但我真正写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在45岁,叫《文字的故事》,虽然写得很糟,但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从我18岁开始有意识地写作,到第一部作品,中间相隔了大概27年,这27年间倒也一直在写,但我都没有存留。


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谈少作的时候,我的成果非常非常糟糕。


回想这个事,除了我自己的书写资质比较迟缓,学习比较鲁钝以外,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个基本核心事实——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可能也是真的——文学书写这个东西,大概不是太早熟太早慧的行业。我倒不是从生物学来讲,我比较相信文学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必须要有时间,必须要有长时间的学习跟锻炼。任何一个专业要做出一点样子,要出师,都需要一段时间。尤其在现在文学的专业性越来越不被讲究——起码在台湾是这个样子——我开始慢慢强调较为专业的部分。这需要一段足够长的时间。


诗歌还好,像梁文道也提到兰波甚至是拜伦、雪莱、普希金,他们的巅峰来得比较早。我以前有一篇文章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诗的早熟可能来自于诗的唯我性,甚至“我”必须带着某种吞噬性,某种非常霸道的呈现,适合年轻时候的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


今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重点是小说。小说和诗歌不同,小说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依我看它是一个小写的我,那个“我”必须要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它必须跟这个世界相处,必须要知道理解很多东西,要比较沉静地一样一样去发现,需要去感受,去获取,去证实,去了解。


所以依我的看法,小说一般的巅峰期不会来得太早,应该会在40岁、45岁以后,小说家才慢慢走到书写的巅峰期。当然这个都有例外,但大体上它的高峰期是这个样子。


我跟台湾年轻的书写者讲,有时候他可能太看重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了,我就觉得你如果在25岁、30岁甚至35岁就自认为写出了你人生最好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除了你可能早慧以外,也可能代表着你有一个虎头蛇尾的书写人生,这就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书写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的,也许是迷路了,也许是偷懒了,也许是发生了一些无可抗拒的一些事情,才会使那个书写的轨迹这个样子。




2.

文学是最孤独的行业

博尔赫斯的少作也很差


在这个年纪说出一些让大家不舒服的真相,这是一个道德责任。这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演讲里面讲的。台湾有很多文学奖,大陆也是,我是欢迎的,文学奖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有不一样的奖惩系统,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奖惩系统加入的话,最终我们会剩下单一的奖惩系统,就是市场,以数字来决定。


所以文学奖的设置,让我们在市场的数字之外,还有可能诉诸文学的专业,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欢迎有这样资源的单位或者是个人,能够做这件事情。


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跟王安忆一起担任小说评委的时候,我记得她说,毕竟这样的场合不是文学的基本事实,而是一个嘉年华。这个奖的奖金以台湾的标准来讲也是非常高的,大家很热闹地齐聚在这里,但我想说的是,文学没有这么繁荣,没有这么热闹,大部分的时候它是非常孤独的,以台湾的标准来讲,它甚至是非常清苦的一个行业。


我很怕年轻人误解,以为这样的场面是文学的常态。文学大部分时间只有你跟你所写的东西,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是一个最孤独的行业,他形容这种孤独不是在孤岛上,而是落水的人在跟大海大浪搏斗,只有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这才是文学的常态。我担心大家在这样的嘉年华的场面上误解了,会觉得被骗到了这个世界里头来,会发生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有些话得要在这里说。


今天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拿少作出来念,对我来讲非常尴尬,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自己45岁之前文字的习惯。但我不后悔写那些东西,如果你把文学看成是一个专业的话,早开始是好的,对我来讲那是一个进入、一个练习,毕竟书写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尤其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是人生活中所能够找到的最专注最焦点思考的时刻,那个笔会带着你进去。


随着时间变化,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如果你当时用书写的形态跟它相处的话,很可能你的记忆会远比不写的人要深刻,对于你当初所在的世界,你所相处的人,你所面对的处境,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写不好理所当然,如果我们把书写看成是一个专业的练习,在公园里头,学校里头练篮球,练滑板,练滑冰,他们也会失败,甚至跌得满身是伤,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丢脸的事情。如果你打算进入这个世界来,能够早开始是可以早开始,只要心思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不认为你会因此把书写人生弄坏,没有这样的风险,因为当你书写的时候,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经历里的东西,你会找到接下来要去补充的东西,这个是有意义的。


我的少作糟透了,拿出来的话对大家身体不好,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两个简单的事,作为一点点补偿:


一个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的第一本诗集据他自己说是他父亲花钱印的,后来当他正式出了自己的诗集之后,他就逐家拿自己的新诗集去跟对方商量,能不能把我那本换回来,我打算把它消灭。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大概二十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无聊的想法,突然想出一本小说集,因为我认识的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这些人,他们都是早慧的作家,二十出头就已经名满天下,我知道他们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哪里,是哪一篇。


我想征求他们的同意,把他们的第一篇小说收集起来,出一本小说集,那时候我连文字都想好了,大概是说如果你想写小说就放心写,你看他们曾经都把小说写成这样,你还怕什么呢。


但张大春不肯就范,所以这本书就没有编出来。张大春第一篇小说的名字,我不敢在这里讲,如果我说出来他会跟我绝交,他已经威胁过我很多次。大概这是太早写小说的人的事实真相。朱天心写第一篇小说时17岁,叫做《梁小琪的一天》,现在看当然非常糟。朱天文叫《强说的愁》是在中山女高二年级的时候写的。


我从台北来,当时就打算赖账,没有把任何的少作带在身上,也没有办法在这里朗诵给大家听,我坚持的跟大家保证,这样做其实是非常得体,非常礼貌的。真的是这样,谢谢。




梁文道


绝大多数书写者都是默默无闻的

我们想办一场嘉年华给他们


你没带少作,但是把人家的少作损了一顿。唐诺先生刚才讲的完全没有不得体的地方,很坦白地说,刚开始我们想做这个奖的时候,一个画面常常在我脑海浮现,就是我在香港的经验。


我来自香港,我比在场的各位恐怕都更了解所谓文学的孤独是怎么回事。有一年我在香港书展,多么热闹的场合,上百万人在,可是我去一个年轻小说家的作品发布会,就知道不是这回事。


这个小说家现在还蛮有名的,四十多岁了,当年刚刚出来,我觉得他写得很不错,很有潜质。他出版了小说集,在书展里面做了一个小房间,办了新闻发布会,找了他认识的5个好朋友,包括我去站台,还找了一个记者。到了最后我等了半天,这场新书新闻发布会就只有这位作者加我们五个朋友和一个记者,后来大家决定到附近一个咖啡店坐下来聊天算了。


绝大多数文学书写者都是默默无闻地书写,默默无闻地出书,默默无闻地消失,这才是文学的真相。因此我们想办一场嘉年华给他们,我觉得有些人需要被看到,不是他已经写出了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将会看到这条道路可以变得更好。


刚才唐诺指出这个真相,对我们非常重要,文学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一个专业,你不要期望45岁之前能够写出定义你一生的伟大作品,你也不要以为天天有几百人听你朗诵作品,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许子东


1.

最早看茅盾的《幻灭》

我是当苍井空看的


我出过十几本书,但都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我还发表过十几篇小说,我的文学成就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一讲到不悔少作,当然悲兴交集:悲,讲不悔少作说明我们老了;开心的是,还有后来的东西,所以人家才叫你悔不悔,要不然就没了。


说到少作,我脑中的画面是多年前走进《上海文学》那个楼房去见编辑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得,《上海文学》的那个楼是非常西洋化的,那个楼梯旋转下去。


他们刚才讲了文学的寂寞,我现在讲讲文学的另一面:它可以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在一个政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时《上海文学》说收到我的那个稿子可以修改后发表。我那时已经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为我们的华东师大只有三个人是作协会员,赵丽宏、王小鹰、孙颙,我的创作比这更早。


第一次有人讲我可以创作,是在我15岁下乡的时候,看手抄本,当时一本本是油印的,叫《少女之心》,另外一本当时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前后都已经翻乱了,也不知道作者。两本书的特点都是,里面就写到胸部、大腿,我们是带着看苍井空的心情在那里看。看完了以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油印的《少女之心》一般,另外这本比较好。他说我们也可以写,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我们也可以写。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本被翻得一塌糊涂的书,是茅盾的早期小说《幻灭》。当时我们对他不尊敬,我们是带着看黄色小说的眼睛去看他的小说的,所以我后来做现代文学研究就带着赎罪的心理。茅盾居然写了这样的作品,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不懂。


第二次那是认真的,我插队的地方除了知青以外,还有南昌下来的干部,他知道我有点喜欢文学。我那个时候在乡下不知道怎么糊里糊涂地借到了哈代的《苔丝姑娘》和《还乡》,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这个干部就跟我私下交流,就是他劝我写小说,我写了,就跟金宇澄刚才讲的一模一样,《江西日报》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


我后来才知道在给我这封信之前已经有了政审,到我的公社查许子东这个人怎么样,通过了,我的公社书记非常高兴地跑来跟我说,《江西日报》给你来信了吧。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了?他们说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都说你怎么怎么好。


今天你们不能明白,那个时候报纸只有几版,如果我的文章登报的话就是大半版,我在这个公社的地位就会彻底改变了。但是《江西日报》给我的小说提了一个修改意见,简单地说,我本来是批评招生被中断,知青在农村的无奈,他们要把我的小说整个拧过来。


这是我一生比较重大的决定,我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也不信宗教,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也没有形成,但是我就是有非常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可以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在做生意的时候,但是一个人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明知道是假的,还去说假话。


因此我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我肠子都悔青了。要不然的话,我的作品就应该出现在《朝霞》上。你们不知道《朝霞》当时有多大的意义,我后来在《朝霞》上看到了很多我现在文坛朋友的名字,他们早早地在文革中期就开始写作了,而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以至于后来发表小说推迟了五六年,我的文学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我一生经过这样的选择不多,经过那一次选择以后,我后来听到有名的人,类似地讲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样。我不相信。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知青,我都可以抗掉这个诱惑,你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在一个时代面前,为了好处就可以说一些这样的话?我不原谅这些人。




2.

我写的东西也许不好、不多

但是将来也不需要改


这篇小说后来我又寄给巴金,用了他的原名,居然他给我回信了。回信就是说我有个亲戚是编杂志的,我不做评论,我转给他,谢谢你信任我,许子东同志。这封信藏得太好,现在找都不找不到了。


哪怕是文革后,后来编辑给我回的信,也还是要我修改。我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百花洲》上,稿费120多块,我在农村干一年,除了口粮以外是76块,一篇小说一个礼拜就写成,120多块,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就像阎连科说的,这活可以干。


我后来写了一个小说,讲的是真事,是一个女知青,这个女知青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她的哥哥是给我们看《基督山恩仇录》、罗曼·罗兰的,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弹钢琴的,可是他居然把他的妹妹介绍给公社干部,在一个招待所里做事情,在我们看来就觉得是一个堕落,我就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叫做《可怜的人》,在小说里,这个主人公对她的哥哥表示非常愤怒,怎么能够把你的妹妹,明知道陷她于不义,还这么做。


我到现在还是上海作协小说组的成员,小说发表以后,正好同一期看到王安忆的小说叫《绕公社一周》,也写了一个很会混的、很会搞关系的男知青,但是我写的是主人公鄙视这样的人,而王安忆小说的主人公是羡慕那个混的男知青。


我的同学王晓明跑来跟我说,子东,王安忆这篇写得比你深。我的文学道路就这么被他们中断了,让我印象非常深。这个人很糟糕,见风使舵,为了利益,为了一点好处放弃自己的价值原则,但是主人公要是鄙视他,他认为就浅了,主人公还得羡慕他,那个环境的力量。我当时是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因为这是一个真的事情,这个妹妹我还喜欢,他居然就给她介绍公社干部。这使我的小说道路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多,但是好在都不需要怎么改”。你们要是知道他从50年代发表《论文学是人学》,60年代因为《<雷雨>人物谈》,他们在上海作协开会67天,天天批判他们,开会下来文章不改。所以我能向老师学习的就是这一点,写的东西也许不好,也许不多,但是将来也不需要改。谢谢大家。


一定要读的话,我读一段我当初的笔记,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就是这样笨的,全部做笔记,我读其中两段,这两段是我在下面有评语的,评语非常可笑。


第一段不知道谁说的,我连作者名字都没写清楚,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面摘出来的: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笑者不欢,强合者不亲,夫惟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能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许子东批注:此段字字珠玑,至理名言,妙哉。


其实现在想想很可笑,到底什么叫“真”,什么叫“假”,最巨大的虚假像真实一样存在,谁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证明我当年的少作非常值得后悔。


再有一段,海涅说:


“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我在这么多无关紧要的尸体当中一眼看到莱辛或者赫尔德的崇高的容颜,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我怎能就此走过,而不匆匆地吻一下他们苍白的嘴唇!”


下面是许子东的批注:我对郁达夫感兴趣,恐怕也是这样一种心情吧。




高晓松


1.

我小的时候

诗人的地位就像今天的小鲜肉一样


来到理想国的舞台上,我自己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虽然我确实做过中国最大的几个音乐奖的主席,在大学的教材《中国新文学史》里也塞进了一张没有修过的照片,有两首歌词入选,但在我心里文学还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坚定地觉得这种创作是一个伟大的殿堂,纯属因为小时候虽然长得比现在好看一点点,但还是需要做其他方向的努力,所以就写一点东西。在我小的时候,诗人的地位是你们今天不能想象的,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小鲜肉那个级别。一位中等诗人到我们中学来演讲,全校女生就已经都疯了。


我们班的团支书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这么短的小诗,就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信,我们大家都帮着看。看到字迹娟秀的,我还主动申请说我替你去看看这姑娘。从那时候我就发现字迹娟秀的姑娘通常长得都不太娟秀,然后字写得像狗刨一样的,其实很多美女。


那是旧时代,今天大家的字写得都跟狗刨似的。我中学的时候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跟诗歌,但都是在同一个杂志上,那个杂志是由我编的,北京四中的校刊。我那时候在学校里主编校刊,其实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对写作也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就是为了女生来投稿。那时候没有微信,投稿的人就得在我们班门口站着,等课间的时候,我就出来问她是来投稿的吗。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个,完全出于很低俗的虚荣。


我大学是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女科学家长得都很像女科学家。男生多到整个楼从早到晚没有一个女生,我们那14食堂一个女生都没有。所以在这样残酷的竞争里,就需要写一点歌——光写诗还不行,所以就开始写歌。


所以少作我肯定是不悔的,我要是悔少作,就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因为我发表的第一首歌就是《同桌的你》。我今天的一切,今天能够腆着脸站在这里,其实都是从那儿开始的,第一个不是在我自己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当时的目的并不是发表,或者出唱片,就是给女生唱歌,当时的目的都达到了,每一次弹唱都有点收获,所以肯定是不悔的。但确实今天回头看,怎么每句话结尾都是你,确实显得很粗糙,从歌词上来说。




2.

“艺”是你打开的一扇门

“术”是你心里的魔鬼


“艺术”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艺”,就是唐老师说的专业性;然后是“术”,就是你心里那个世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那块地,那块地长出了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我打一个比喻,我自己写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艺”是那个门,“术”是门里面的魔鬼。


年少的时候门只开了这么一点,那时候手艺真不行。当然,这么一个门缝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你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一生这个门没开,就把魔鬼给憋在里头了,“手艺”先开一个小缝是很重要的。


所以年轻的时候写的东西,魔鬼得从这个门缝里挤出来,大魔鬼就出不来,出来都是各种各样的、五色斑斓的小魔鬼,什么爱情,年少的小小忧伤,就从这里挤出来了。有的时候魔鬼长得比较健壮,就喷出来了,突然喷溅了一堆荷尔蒙出来。


当你后来变成专业的,靠这个吃饭,这个门缝越开越大,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东西就不是喷出来的了,因为这门缝变大了,出来的那个劲儿就没有了。再大一点,这个门就开了,这一开就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心里没有那么大的魔鬼。所以在创作中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门缝终于开了,魔鬼在哪里?手艺特好,坐在那儿没啥可写,心里没有这个魔鬼。这个就是比较倒霉的。


我更多地拿诗歌做比喻,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看到为什么一些人第一张唱片这么好,从第二张唱片开始就下去了。其实第一张唱片整个的手艺很粗糙,后来当你拥有所有专业的东西,自己也很专业之后,其实就是门开了,发现里面没鬼。


这个就比较痛苦,还得去找魔鬼,心里这魔鬼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下来了,包括我自己。当然如果你能够经历一些特别倒霉的时代,或者倒霉的东西,可能那个大魔鬼就破土而出。


前天我在杭州开我的公益图书馆,麦家老师给我捧场,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1899年生了一堆大作家,博尔赫斯,海明威,为什么,正好一战的时候他们很年轻,那么年轻的心灵本来充满阳光,但大战中一千万死去,两千万伤残,重创心灵,魔鬼就长出来了。所以找不着魔鬼别着急,它会来的,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来了。


我自己翻译过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本小说,后来看到这个小说正式出版的名字怎么叫《苦妓回忆录》?这个名字翻译反了,应该是我在回忆那些忧伤的妓女,而不是那些妓女在回忆。我当时翻译成《昔年种柳》,就是回忆他曾经勾栏瓦舍的生活,那些章台柳。


我是那么地热爱马尔克斯,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如果不是我正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我在坐牢,没事干,什么都没有,我根本看不下去。冯唐托人给我一本小说,说你闲着没事,把这个小说给翻译了。我就在那里,时间充沛得很,那么长时间,自己先慢慢做一支笔,因为那个里面没有笔,只发一个笔芯,我就拿那个稿纸,用早晨的粥涂在纸上,把那个笔芯卷成一根笔。也没桌子椅子,就坐在大板上,拿着那根笔就想这个小说怎么写成这样。看了第三四遍,我才慢慢感觉到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对马尔克斯来说已经没有那扇门了,全是开的,但是那个大魔鬼,还能吞噬人的魔鬼,已经没有牙了。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不到40岁写的,那个时候感觉他心里的魔鬼是能吞食世界的,你看《百年孤独》就感觉自己被吞食了,到最后他77岁写的《苦妓回忆录》,门全开着,那里面趴着一个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牙也没有了,爪子也没有了的魔鬼,但是那只魔鬼心里充满了所有以前没有过的悲怆,可能还有一滴特别浑浊的、还带着眼屎的老泪。我看好多遍才明白一点,才动笔翻译。


我现在48岁,再写小说也不能参加理想国的评奖,但是从十几岁开始写东西到现在,我还是能粗浅地感觉到整个痛苦的过程,“艺”和“术”什么时候能交叉出最好的能量密度,就是当那个门的缝隙正好的时候,那个魔鬼的力量正好的时候,他从这里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而且也不能还原。每次人家问你怎么写出来的东西,你也不能还原当时那个门缝,以及你当时心里那个魔鬼,可能当时还很鲜活,五彩斑斓,你也没法恢复那个东西。


我跟大家读一点我的少作。最开始写的大家都知道了,《同桌的你》《恋恋风尘》,那些玩意儿,骗姑娘的,确实很流行。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现在手艺比较好了,我写一点长的东西。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我大概30多岁有那么一两年,写了一些比较长的,比如《彼得堡遗书》,是一个很短的四幕小歌剧,但是我很喜欢那个作品。我来读最后一幕的两段,前面讲的是一个彼得堡的革命、爱情、流放、沉沦的故事。最后他已经失去左脚,因为决斗,他已经流放到西伯利亚,最后他说:


“请在万人前将我斩首示众

以爱国或叛国的名义将我传颂

请将我的双眼灌满青铜

在日落前凝望我爱人隆起的大胸

……

今夜我要潜渡辽阔的伏尔加河

实在要换气就伸出头歌唱祖国

我要死在去找你的路上

彼得堡 那只鞋留给你吧好好收藏”


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到了那个时候比较喜欢的作品。


然后就是一个得过很多奖的《万物生》,它明显是我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心里还是有小魔鬼的时候,我用了回文的写法:


“我看见山鹰在寂寞两条鱼上飞

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河水

一片河水落下来遇见人们破碎

人们在行走身上落满山鹰的灰”


每一句结尾是下一句开头,这个叫顶针的写法。


那劲儿过去以后又没魔鬼了。过了很久,我最后写的我还觉得还有点意思的,但已经完全没有那个能量密度了,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近几年还算比较有意思的《如果有来生》。最后一段,大家听一下淡极了,感觉门这么宽,风都出来了,魔鬼还没出来: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

他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会回信

就这样吧”


谢谢,就这样吧。



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为发掘有潜力的文坛新锐,支持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鼓励汉语小说创作而设立的文学奖项,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理想国联合主办。


本文学奖参评对象限定45岁以下用汉语写作、在大陆地区出版过中文简体版作品的作家,终奖得主可获人民币30万元奖金,以助其专注写作。作品需为小说,类型不限,纯文学及跨类型的犯罪、推理、科幻等均可参加。出版作品由出版社、出版公司或作者本人提交;出版社及出版公司限递交两位作家各一种作品,作者限递交一种作品。


参评作品应为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4月30日间正式出版的作品,最迟送交作品的时间为 5月31 日。8月15 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根据每位评委提出的2至3位初选人选 ,公布“初选名单”。9月1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根据由评委以多数 表决产生的 5名人 选 ,公布“决选名单”。最终获奖者(1名)将于9月22日举行的颁奖礼现场公布。


关于奖项进展、参评方法等问题,可关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网站及新浪微博话题#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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