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党与洪门会

2015-03-06

辛亥革命肇启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还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义举”的全过程。以甲午之战败后,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入京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民心激愤”,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对立与冲突等等,作这样的理解未尝不可。但在事实上,所谓“革命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唾手可得,往往是一个长期酝酿和发酵的结果。而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反”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清廷对此防范甚严,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党人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会党,即所谓的“洪门”,亦称天地会,或三点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莲教,“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革命党与秘密社会江湖会党结盟,最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目标”相近,彼此互为利用。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秘密口号为“明大复心一”,反过来读就是“一心复大明”;革命党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洪门“一心复大明”不以为然,然在推翻“异族的统治”,则以为“与吾党无殊”。孙文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述道:“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起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所谓明末遗老“誓不臣清”,实际上,就是不愿与征服汉人的“鞑虏”为伍,满汉势不两立。至康熙年代,清势渐盛,反抗屡起屡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

及至清末革命,兴中会主要骨干陈少白、尢列、程奎光、朱贵全、丘四、谢缵泰等人,都为会党中重要分子,“当时孙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孙文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被封为“洪棍”(首领)。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称“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其他城市,皆有分堂;在日本,称“三点会”、“三合会”,革命党人“拜正”者,即入会,在当时,就有冯自由、刘道一、秋瑾等人。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者也不在少数,另有一部分人,则加入光复会;“光复会”陶成章等人意在浙江起事,首先联系就是洪门九龙山。洪门组织十分严密,开山立堂,结拜兄弟,向待盟外人为“风仔”,凡未加盟者,概以风马牛视之。

从冯自由《革命逸史》 中可以知道,洪门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杀人曰洗身,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参谋曰纸扇,干事曰草鞋,等等,不一而足。洪门仿效梁山,但也有改进,只留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结义时烧三把半香,“头把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结成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把香,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将;半把香,义气不寻常,单雄信不投唐,秦琼泣血哭留半把香”。洪门由“汉留”组织演进而为反清的“秘密团体”,一直被清廷视为夙敌,“如发觉即抄家灭门”,故在城中难以插足,往往于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1905年孙文等人成立同盟会时,同样设有联系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何物?答:中国物。何事?答:天下事!仿若洪门,毫无二致。 

问:你来做什么?答:投奔梁山。问:来梁山做什么?答:行仁结义。问:有咒无咒?答:有咒!其声其势,何其相似乃尔,可见渊薮于此。

孙文立志革命,加入洪门,一部分原因是少年时代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启发;另一部分原因“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冯自由语),就是扩充势力范围。不论当年的洪门会党,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在“反清”这一问题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正如孙文在自传中所说:“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所谓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贤行谊影响的会党中人”,而洪秀全起义或国民革命运动“于思想启发上多受其赐”,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间的渊源,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两者手段相同,以所谓的“行仁结义”来策动推翻异族的统治,或用革命党人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欧洲革命,有绝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国自有革命以来,都是一面唤起革命的民众,一面组织革命的军队”,此话出自汪精卫1927年6月30日的一次演讲,核心观点却是孙文的。

洪门会党的势力,以山堂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四十七个。自1673年至1909年,洪门会党策动或参与起事八十五次,其势力主要在中国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它的触角实已伸展到全国各地”,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洪门”。毕竟是民间秘密结社,其性质相当于谋反,必遭清廷派兵剿办,“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唐德刚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1895年的广州之役,还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足见革命党与乌合之众的会党相合流的弊端。

1905年,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秘密成立,开始重视与留日学生的接触,孙文在布鲁塞尔时就说过“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但事实上,重要的起事,仍多运用会党的力量。以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统计,1906年至1911年间,重要的起事凡二十四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的,最少有十二次,然无一成功者。辛亥革命发生前,在清廷而言,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灃主持,而载灃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亲王,如此一个非正常的“鱼烂”王朝,控制能力自然日渐式微,再加上民间的觉醒,甚至可以笑谈一枚炸弹在汉口俄租界意外发生爆炸,酿成重大事端,历史才被改写,千年帝国“一跃而跻共和”。

辛亥革命的社会参与者是广泛的,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军人,有官僚,有立宪派人士,有华侨,“军人和会党则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如通信联络、侦谍暗刺、筹款劫杀以及敢死队等,“均由洪门会友担任”(梁崧甫语)。有论者认为“在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从秘密社会中吸收革命的群众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人发动的重要起事先后有五次,“均曾藉用会党的力量”,这自是革命党人精心策动的结果,但利用洪门长期的反满意识,并透过会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以实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目标”,才是他们“革命方略”之真正所在。

晚清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当然亦有互动),“改革派主君主立宪,用上书或请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杀的方法”(张玉法语)。太平天国初起时,洪秀全、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等皆为会党中人,后因教义上的冲突,洪秀全才开始清除太平军中会党分子。而孙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即脱胎于前此二百年前的会党反满活动。孙文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特别介绍洪门,称赞洪门会党那帮人“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洪门中一些人,被称为“老革命党人”,可见革命党人“始决倾覆清廷”的“壮志”其来有自,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以“复明”为夙愿,而意在创建“共和”;然以事实归,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出,纷争大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共和”不幸成为民国之后的一个乱源所在,正如香港学者许行所说:“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洪门失去反清的意义,“其群众又为乌合,不为正统社会所容”,遭到新政府压制,洪门会党遂退为幕后势力,成为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惟革命党人的“会党意识”至此未绝,打打杀杀,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为解决政争之开端(梁漱溟语),竟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向。

本文来自范泓《历史的复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