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2015-03-06

文/ 傅国涌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李敖的某一篇杂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是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经进入过国民党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面对十年牢狱,他在铁窗之中写给儿女的信里,傲然说出了这番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是的,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 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读罢此书,我老是在想,他早年深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风云激荡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惣一等,接受了宪政主义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各种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政治生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雷震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自由中国》杂志。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十年多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销“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

1960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国》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超越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他的悲剧命运也因此注定,罗网迅速张开,情治机构最初想找马之骕,这位与雷震并无深交、“对政治向无兴趣、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不肯出卖人格,拒绝和当局合作,而另一个与雷震关系更深、多次受过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在威逼利诱面前,很快就软了下来,“自白”是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派到台湾的“匪谍”,而且早就向雷震说明。这让国民党黑暗势力情治部门大喜过望,一场以“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构陷入狱、掩天下人耳目的独角戏就此完成。雷震为此付出了十年牢狱代价。

在这出历史剧中,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刘子英的出卖,在人权根本没有保障的时代,漂浮在黑暗的孤岛上,刘子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暴力机器面前,确实连一只蝼蚁都不如,他选择出卖雷震以求自保显得那么正常。在构陷了雷震之后,刘子英照样被判了十二年,当局给他的回报是“养其终生”,即在狱中享有零花钱之类的特殊待遇。

而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叛卖他的刘子英,以他阅世之深,岂能不明白,就算没有刘子英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他的牢狱之灾同样无法幸免,刘子英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特别是后来他了解到,刘子英被捕后关押在台北警备总部保安处的黑屋子里,“四周无窗户,不透空气,不见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阴森可怕,被囚于此者无不肉跳心惊,以为个人的末日将至也”。他明白,“关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逼供的,和过去的屈打成招则毫无二致……这里的方法,是精神压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溃”,何况“有时也兼用酷刑”。所以,1970年代有人告诉他刘已获释时,他当场就问:“刘子英已经出狱,为什么不来见我?”语气平静。1988年8月,雷震的遗孀宋英终于等到了刘子英的忏悔信,其中说:“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此时,距离震惊台湾及国际社会的“雷震案”已相隔二十八年,雷震谢世已近十年,这是一份迟到的忏悔。 

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一家之言,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1960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这本《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本文来自范泓《雷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